凌晨5点45分，里士满的国际机场看来一如杳无人烟的荒凉野地。餐厅门关着，报纸堆在大门深锁的礼品店前，一个管理员缓缓推着个垃圾桶走动，像是正在梦游的人般捡起口香糖包装纸和烟蒂。

    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候机室里找到马里诺，他闭着眼睛，随便卷成一团的雨衣垫在头下，他正在这个没有空调、燃亮着人工光线的密闭室内打盹。周围全是空椅子，地上铺有蓝点地毯。我看着他，有那么一刹那，我似乎并不认识他，我的心没来由地震动了一下。马里诺老了。

    回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应该才刚上任不到几天。我在一个停尸间做解剖，一个面无表情的高大男人走进来，站在工作台的另一边。我记得我感觉到他冷冷的观察目光，我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像是他正把我一层层地剖开来研究，一如我研究我的尸体。

    “你就是新来的主管。”他听来像是在挑战，质疑着我竟然胆敢认为我可以把这个从没有一个女人从事过的职位掌握好。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当时回答。“我猜你是来自里士满市吧？”

    他含糊地报了名，然后沉默地等着我把他经手的谋杀案件尸体里的几颗子弹取出来，开了单据交给他。他转身就走，没有说“再见”或“很高兴认识你”之类的话，那时起我们开始建立了职业上的关系。我领悟到他只因为我的性别而拒绝我，因而也同时回封他为呆瓜一个，脑子完全腌制在男性睾丸素酮里。事实是，私底下他让我感觉相当具有威胁。

    现在，看着眼前的马里诺，很难想像他曾让我觉得害怕。他看起来老迈而且失意+衬衫在他肥硕的肚腩上拉扯着，一绺绺的灰发像不受控制似的到处乱窜，眉头深锁，但看来既不是发怒也不是忧虑，只是积习难改的紧张和不愉快冲蚀而出的深深绉褶。

    “早安。”我轻轻碰了碰他的肩。

    “袋子里是什么？”他喃喃嘀咕着，没有张开眼睛。

    “我以为你睡着了。”我说，很感惊讶。

    他坐起来，打着呵欠。

    我坐在他旁边，打开纸袋，拿出我在家弄好的咖啡和奶油起司硬面包圈，在出门之前还放到微波炉里热过。

    “我猜你还没吃吧？”我递给他一张餐巾纸。

    “那些看起来像真的硬面包圈。”

    “是的。”我说，打开我的那一份。

    “我以为你说飞机6点起飞。”

    “6点半。我很确定我是那样告诉你的，我希望你没有在这儿等很久。”

    “哼，我就是。”

    “对不起了。”

    “机票在你那儿，对不？”

    “在手提包里。”我回答。有时候我和马里诺的对话听起来就像一对老夫老妻。

    “你要问我，我会说我真不确定你那个主意值得我们这么做。即便我有那笔饯，我也不会这样自掏腰包。但如果是因为你喝醉的话，我倒不会太惊讶，医生。说真的，你至少试试用事后偿还给付的方式，我会比较安心。”

    “那不会让我比较安心。”我们已经为这事争执过了。“我不会去填写出差用偿还给付凭证，你也不要。你填写一张凭证，就留下了个可以追查的文件资料。反正，”我说，喝了口咖啡，“我负担得起。”

    “如果那样做可以为我省下600块，我倒宁愿留下可以追查我到月亮的文件资料。”

    “胡说，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傻。”

    “好吧，我承认是胡说，这整件事跟狗屎一样愚蠢。”他在他咖啡里丢下几包糖。“我想是‘艾比·敦布狗’把你的脑筋炒成浆糊了。”

    “谢谢你。”我简单地回答。

    其他的旅客开始分批涌进。我发觉马里诺有个惹人惊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