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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我站在黑暗的客厅里望着窗外的树影。

    我的车还没修好。我看着那辆庞大的公务车，心想一个大男人应该无法藏在车底，在我开车门的一刹那抓住我的腿。他其实不需要使用凶器，我就会先因心脏病发而死。街上空荡荡的，路灯的光线很微弱。我掀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窥视，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不过，盖瑞·哈博从酒馆回家的时候，大概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距离与检察长的见面时间已不到一个小时。如果我再不鼓足勇气走出大门，前行三十英尺上车，就要迟到了。我观察着前院草皮四周的矮树丛，细细检查树木的剪影。天色渐亮，月亮圆而清明，草坪上铺了一层银色的霜。

    他是怎么进入他们的家，又是怎么进入我的家？他应该有某种交通工具，我们一直没朝这方面想，从没去研究他会搭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汽车的类型可以反映凶手的年龄与肤色，可连韦斯利都没推敲过这点。想到韦斯利在匡提科欲言又止的模样，我依然感到困惑。

    与艾斯瑞兹共进早餐时，我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很简单，韦斯利不想让你知道一些事。”他说。

    “过去他对我一向知无不言。”

    “调查局的人也常常需要守口如瓶，凯。”

    “韦斯利是个凶手分析专家，”我说，“他总是坦诚提出想法和意见，但这一次他没说什么，甚至没有分析这几个案子。他的个性变了，幽默感也消失了，而且很少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很奇怪，这让我很难过。”

    我深吸一口气。

    艾斯瑞兹开口了：“你依然觉得很孤立，是不是，凯？”

    “是的，汤姆。”

    “还有点神经质。”

    “对，也有一点。”

    “你相信我吗，凯？你相不相信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点头，又做了一次深呼吸。

    我们坐在国会饭店低声交谈，这里是政客和富豪喜欢聚集的场所。离我们三张桌子之外坐着参议员帕丁，他脸上的皱纹比我想象的多。他正认真地同一名年轻男子说话，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个年轻人。

    “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孤立而且神经质。”艾斯瑞兹慈祥地看着我，似乎在为我担心。

    “我好像孤独地站在荒野中。”我回答，“因为事实如此。”

    “我知道韦斯利为什么忧心了。”

    “是吗？”

    “我为你担忧，你的推论总是来自直觉，有时候那很危险。”

    “也许，可有时人们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让情势更危险。许多谋杀案发生的始末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不完全是。”

    “几乎都是，汤姆。”

    “你不认为斯巴拉辛诺的行为与这几宗命案有关？”检察长问道。“我觉得我们太容易被他的行为分神，他做的事与凶手做的事可能是毫无交集的平行线。两者都很危险，甚至都会致命，但绝对不同，没有关系，动机完全不一样。”

    “你不觉得交集点是遗失的手稿？”

    “我不知道。”

    “你没有离答案更近一点吗？”

    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功课，我真希望他不要问。

    “没有，汤姆。”我招认了，“我不知道手稿在哪里。”

    “斯德琳·哈博有没有可能把它扔进了火炉？”

    “我不认为如此。文件分析人员看过纸灰，确定是重磅棉纸。那是相当高级的文具用品，就像律师用来写法律文件的纸张，写书的人通常不会用那种纸。在我们看来，哈博小姐烧的应该是私人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