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车开进家里的车道。柏莎那辆船一样的庞蒂克轿车还停在那里。我松了口气，还没来得及找到钥匙，门就开了。

    “天气怎么样？”我立刻问。

    柏莎与我面对面站在宽敞的前厅。她明白我的意思。每当露西来这儿住，一到晚上我们必然有这番对话。

    “糟得很，凯医生。那孩子整天都在你的房间里打电脑。我说给你听，我不过踏进一脚要给她个三明治，稍微问她一声，她就大喊大叫闹个不休。不过我知道，”她的眼睛柔和下来，“她只是气你得去工作。”

    负疚感渗透了我麻木的心灵。

    “我看了晚报，凯医生，天可怜见的。”她伸手套进雨衣，“我知道你为什么花了一整天时间忙这事儿。主啊，主啊！我希望警察会抓到他，好狠啊，真是凶残。”

    柏莎知道我工作的性质，但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就算我办的案子牵涉到她的邻居，她也从不过问。

    “晚报在那里。”她指指客厅，从门旁的桌上拿起皮包，“我藏在沙发的垫子底下，没让她看到。我不知道你准不准她看，凯医生。”她出门前拍拍我的肩。

    我看着她走到车边，然后慢慢倒车离去。上帝保佑她！我不再替我的家人向她道歉。我的母亲、妹妹、外甥女不是面对面，就是在电话里侮辱过她，或是对她很不礼貌。但她明白，她既不表示同情，也不加以批评，不过我有时怀疑她替我感到难过，这只会让我更难受。我关起前门，走进厨房。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厨具不多，但很时尚。我喜欢自己动手做吃的，比如做面、擀面，所以厨房中央有一块松木板，高度正好适合五英尺三英寸的我。早餐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后院的林子和喂鸟的食盒。在全套淡原木色调的橱柜与流理台之间，疏落地插着从我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摘下的黄色和红色的玫瑰。

    露西不在那里。她的晚餐盘搁在沥水架上。我想她又跑到我的书房了。

    我打开冰箱，例了杯酒，靠着流理台，闭目浅酌。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露西。

    从我离开戴德县的法医办公室，搬离那个我在那儿长大并在离婚后重返的城市以来，去年夏天露西第一次来我这里。她是我唯一的外甥女。她是个天才儿童，十岁时就已会做高中程度的数学题，一个极难缠、有谜一样拉丁血统的小孩。她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除了她妈妈、我唯一的妹妹多萝茜，她无依无靠。多萝茜忙于撰写童书，忙到没时间去照顾她的亲生骨肉。露西对我的崇拜可以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现在我并没有精力来回报她的依恋。开车回来时，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更改她的机票回程日期，早点送她回迈阿密，但我狠不下心来。

    她一定会很失望。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处处遭拒。这将会是最后的一击，再次提醒她，她是多大的麻烦，没有人要她。整整一年，她都企盼着来这里，而我也有相同的期望。

    我又啜了一口酒，等待着那种完全的静止来松弛我紧绷的神经，安抚我的焦虑。

    我的房子在城市西边的一个新小区。一栋栋大房子坐落在花木扶疏、一英亩大小的土地上，街上往来的车子大多是大型旅行车或家用轿车。这里非常安静，破门抢劫或捣毁住家的案子极少，我甚至不记得上次警车巡逻的时间。这种宁静和安全感是不论花多少钱都值得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是必需品。清晨，当我临窗吃早餐时，我知道窗外唯一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只松鼠与一只冠兰鸭争食。这样的环境安抚了我纷乱的心神。

    我深吸一口气，再啜了口酒。我开始害怕上床，害怕入睡前在黑暗中的时刻——当我让自己静下心放松警戒时的那种感觉。洛丽·彼得森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