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