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街的购物中心很像水湾商场，只是不在水边。它坐落在市中心金融区的北面，是那种披满钢化玻璃，开放又明亮的购物胜地。我很少外出吃午饭，今天下午更不能享受达等奢侈。一小时之内我还有约会，又要处理两起意外死亡和一桩自杀案，但我现在迫切需要放松。

    我对马里诺很敏感。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医学院。

    在霍普金斯，我们班只有四个女生。刚开始我太天真了，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每当教授叫我名字时，椅子砰砰作响、纸张噼啪翻动原来并非巧合。过去的试卷四处流传，但总没有我的份儿也不是偶然。当我有几次错过上课、必须借笔记时，那些借口——“你认不出我的字”或“我借给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那个牢不可破的男人圈子里，我像只小昆虫，只有被陷害的份儿，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最残酷的惩罚是隔离。我从来不认为只因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一个女同学后来退学了，另一个弄到神经崩溃。生还是我的希望，成功是我对他们的报复。

    我以为那种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但马里诺又把它们带了回来。这次我比平常软弱，因为这几个案子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不想单独对付，但马里诺好像心意已定，不只是对马特·彼得森如此，对我也是。

    中午的散步很有舒缓作用，明亮的阳光在前车窗上眨眼。购物中心的两扇玻璃大门一开，就吹进了春天的微风，而美食街不出所料地拥挤。我一边等着买色拉，一边闲望路人。一对对年轻人靠着小桌谈笑。我注意到有些满怀心事的职业女性，身着昂贵的套装，独自一人啜着低卡可乐，或是细嚼三明治。

    可能就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猎物，一个大公共场合，那四个女人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在这类快餐摊收了她们点的菜单。

    但有个很重要却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那四个被谋杀的女人并不在同一个区域工作或居住。她们出入同一家餐厅、银行的可能性不大。里士满很大，每个区都有主要的商业区域和兴盛的购物中心，人们一般很少跨区消费。像我一般都去西区的购物中心或餐馆，只有上班时例外。

    那个收下我希腊色拉点菜单的女人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巡视，好像觉得我很面熟。我不悦地猜想她是否看过星期六晚报上的照片。再说每当弗吉尼亚中部发生耸人听闻的谋杀，本地的电视台就会立刻从档案里找出我曾在电视上露脸的录像或那种法庭素描，说不定她看过那些。

    我一向不希望引入注目，只想完全隐藏在人群之中，但有几个原因令我不能如愿。全国的女性首席法医屈指可数，所以记者对抓拍我或从我口中挖消息特别热衷。我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我“容貌出众”、“金发闪耀”、“端庄”，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形容词。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那里有群人蓝眼睛淡肤色，与法国东南部萨瓦地区、瑞士、奥地利等地的人通婚。

    斯卡佩塔传统上是个种族意识强烈的家族，到了美国仍只与意大利裔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我母亲告诉我无数次了，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生儿子，两个女儿又不足以传宗接代。多萝茜的女儿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统，而以我的年纪与未婚的身份，眼看没有多少指望。

    我母亲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绝路时，常常忍不住哭泣。“那么优良的血统，”她呜咽着，特别是节庆前夕，她本该被一大群可爱的孙儿围绕，“多可惜，空有这么优良的血统！我们的祖先！建筑家，画家！凯，凯，就这样完了，实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没人摘的好葡萄。”

    我们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罗纳，据我母亲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出了不少文艺大家，如但丁、皮萨诺、提香、贝里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