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

    我在回答一个他们还没提出的控诉，我的法律本能立刻责怪我这种愚蠢的行为。如果他们要怪罪我言行不慎，我应该逼他们出牌，至少要逼埃伯格出手，要他提出这种过分的询问。但现在我先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好像是我有错，让他们有理由来逼迫我。

    “嗯，”埃伯格不带一丝友善意味的灰色眼睛短暂地在我身上停留，他说，“你正好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审视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任何问题，”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必须声明，我只是提出一项事实。”

    此时有人轻轻敲门，那个红发接待小姐端着咖啡进来，整个房间立即陷入无声状态。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凝重的静默，对我们细心招呼，唯恐不周，对鲍尔斯更是殷勤。他可能不是这城市有过的最好的州检察官，但绝对是最英俊的——他是那种少见的金发男子，岁月的流逝对他们异常宽容。他既没有掉头发，也没有失去原来的体型，只有眼角的细纹透露出他已年近四十。

    她走了之后，鲍尔斯开始发言，但他的话不像有特定的对象：“我们都知道有时警察有口风不严的问题。诺曼与我都同警方谈过了，但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从哪里走漏了消息。”

    我勉强压抑住怒气。他们在期待什么？某个警察把消息给了艾比·特恩布尔，然后这家伙出来自动认罪：“不错，很抱歉，是我说的。”

    埃伯格翻了一页。“自从第一桩谋杀案后，报纸提到‘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共提了十七次，斯卡佩塔医生。我对此有点不放心。显然那些最耸动的细节，如勒死被害人的套索、强奸的证据、凶手如何进入、尸体在哪里被发现，和DNA测验正在进行中等都出于这个医学方面的消息来源。”他的眼珠翻上来看着我，“这些细节正确吗？”

    “不完全是。有多处不尽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诉他，我不想同他讨论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权要我提供数据。我是他的下属，他的地位仅次于州长。

    “比如，”我回答，“第一个案子，新闻报道说布兰达·史代普的脖子被绑上黄褐色的布条，事实上，那是一双丝袜。”

    埃伯格写了下来。“还有什么？”

    “塞西尔·泰勒的案子，新闻报道说她的脸在流血，被单上也全是血，这至少是夸大其词。她没有伤口，没有那一类的伤。只有一点体液从口鼻处流出。这是检验时的自然现象。”

    “这些细节，”埃伯格一边写一边问，“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都提到过吗？”

    我必须吸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中，轮值法医只是把现场所见和警察告诉他的事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并不永远正确，因为现场通常一团混乱，而且也还没有验尸。此外，那些医生并不同于法庭病理学家。他们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其实就像义工，只收了区区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为车祸、自杀或凶杀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汤。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务，他们是义勇军，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决定是否有验尸必要，记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个法医错把一双丝袜当成布带，也算不了什么。我手下的法医不会向记者通风报信。

    埃伯格再次追问：“关于那条黄褐色布带和带血的床单，我想知道到底在法医的初步调查报告里有没有提到？”

    “如果你要问是否像新闻报道里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没有。”

    坦纳开玩笑道：“我们都知道那些记者的行径，他们拿到一颗芥末籽，就有办法把它变成高山。”

    “听着，”我环顾那三个男人，“如果你们以为我手下的法医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