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吉敷马上给K宾馆打了电话。吉敷想见一下佐佐木的妻子，看她觉得光冈的证言有多大的可信度。

    接电话的是佐佐木的儿子，他说他母亲为了准备葬礼，已经在返回鹿儿岛的路上了，大概当晚能到。

    这下可麻烦了，现在正有许多事情要问他的妻子……吉敷在想是不是要去一趟鹿儿岛。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面色凝重，双臂相抱。他在仔细思量光冈的证言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或者说有多大的真实性。

    一番考虑后，吉敷觉得光冈没应该有撒谎，如果他要撒谎的话，至少会撒一个正常一点的谎吧。光冈可以撒谎说自己是受人所托，但委托人自己也坐上目标巴士、并要求光冈点着他的提包，这种事情恐怕他编造不出来吧。也许光冈证言的离奇性正说明了它的真实性。

    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和昭和五十五年八月十九日的案件如出一辙呢？按光冈的话来说，他并不知道七年前的案件。如果光冈的纵火行为是受人指示的，他不知道之前的案子倒也说得通。可能是委托人知道那起事件吧——也就是说委托人想再现七年前的那起纵火案。

    为什么委托人佐佐木德郎要再现那起事件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历过那场纵火案？而且，如果他想让自己导演的这场事件被认作是偶然事件的话，就必须制造一些不合乎常理的事情，而且不能制造成普通纵火案的样子。于是，他决定利用七年前的那起案件。这类犯罪是不存在伦理性动机的，而是所谓的“变态者的冲动犯罪”。这种犯罪常常是类似案件的重演。比如，有犯人在铁路上放石头来阻碍列车运行，那么就会有人模仿这种犯罪。佐佐木是不是想把这次纵火案伪装成模仿式的犯罪，所以他才选择了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车站？可能他觉得这样可以让两起案件看起来相互关联。

    这样一来，就出现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佐佐木的儿子说他每晚都离开K宾馆去外面，回来时总是喝过酒，并抱怨身上脏，还会掸西服。这应该是因为他每晚都在物色合适的人选替他放火。

    就算是流浪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答应。要是付了定金，对方却逃之夭夭，那就惨了。而且即使仔细解释、交代，糊涂的人也容易弄错放火时间和巴士车次。所以要找一个老实人，还不能告诉他整个犯罪计划。

    这就需要在很多人里挑出合适的人选。这很费时间，因为佐佐木需要每晚选中一个流浪汉，请他喝酒、和他商量、观察他的性格。

    应该就是因为这样，佐佐木才会每晚都是喝过酒的模样，而且抱怨“太脏了太脏了”。吉敷也连日在新宿地下调研，每次回来后他也觉得西服很脏，想好好掸掸。

    还有，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光冈拿着汽油瓶从后门一上车，佐佐木马上就往外逃跑。

    目击乘客说佐佐木“好像认识纵火犯一样”。原来何止是认识。因为是他自己花钱雇光冈来放火，所以他看到光冈肯定立马就跑。光冈开始倒汽油时手一直哆嗦。佐佐木肯定也预测到光冈会紧张，很难说不会把汽油弄到自己身上。

    还有，无论是佐佐木的妻子还是儿子，都说他在中野那边没有认识的人。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了。佐佐木一开始就没想去中野，他选择那趟巴士，只是想模仿昭和五十五年的那起案子。所以即使在中野没有亲戚或朋友也没什么关系。

    以上这些疑问暂时得到了解答。总而言之，按光冈的交代，佐佐木支付五十万的高额报酬——原本应该是五十万，但最终光冈只拿到一半的钱——让光冈放火去烧自己坐的巴士。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关于他的动机，吉敷百思不得其解。包里装着儿子考试要用的文具——好像要完成这个计划就必须装上儿子的文具似的——不但不去陪儿子考试，反而花五十万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