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约翰·西格拉姆，来到日本的长崎去拜访位于大浦天主教堂附近的鲤川内科医院时，时间已是新世纪伊始的二〇〇一年的九月。

    日思夜想的日本之行不巧赶上了九月份的连雨天，多少有些令人扫兴。不过，坐在有轨电车里，一边聆听拍打车顶的雨声，一边隔着窗玻璃悠然地眺望雨雾缭绕的长崎街景，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走出有轨电车的站台，撑起雨伞，沿着石铺的坡道拾阶而上，走不多远便到了鲤川医院。医院的门前栽植了松树，往树影里一站，可以俯瞰到长崎漂亮街景的一角。

    医院是一所木结构的建筑，刷着白漆。我推开带有几分岁月沧桑感的磨砂玻璃门，向咨询台里的人说明了来意。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位年逾四十、一身白衣的医生，用英语接待了我。我的来访目的早就和院方商量妥了。

    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中年医生为我指派了一名护士作为陪同。她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建在医院后院的日式配楼。

    我穿上鞋，走出主楼，撑起伞，从医院主楼的侧面绕到后院。院子里修建了小水池，令人赏心悦目。我们俩走在池边的小径上，其间，她用只言片语的英文回答了我几个问题。

    踏着碎石小径走到庭院的尽头，从这里可以更好地俯瞰长崎的街景。它的大街小巷在细雨霏霏之中显得格外的清爽，叫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这座城市曾经接受过绰号为“胖子”的可怕的钚弹的洗礼。

    我被引到配楼的玄关。我脱掉鞋子，换上给我递过来的拖鞋，走上板间。经过了一段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走廊，我被领进左手边的一间舒适的会客室里。她将一把椅子指给我，随后便退出去，步伐轻快地消失在走廊的深处。

    会客室的墙面是用常见于日式茶室的那种淡黄色的墙土抹出来的，倘要说得日本味儿一些，我脚底下的应该叫榻榻米了，上面铺着块波斯地毯，地毯上摆放着罩了白布的沙发和茶几。房间的一角是壁龛，一只插着南天竹的枝条和一些我所不知道名字的花的黑漆花瓶静静地摆在里面。

    一张放大了许多倍的黑白相片被装进相框挂在左侧的墙上。照片中，一名身着日式浴衣的白人男子坐在躺椅一样的沙发里，他的身后站着一位同样穿着浴衣的日本女人。男子在浴衣外面披了件褂子。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清瘦，一样的五官标致。女子是个标准的瓜子脸美人儿，男子则显得温文尔雅。两个人都在恬静地笑着。

    坐在房间里，外面的雨声传进耳朵，沙沙啦啦，无休无止。我往走廊那边望了一眼，透过并的一溜儿窗玻璃，可以看到刚才一路走过的庭院和庭院尽头坡脚之下的长崎的街道。

    指给我坐的是一把单人椅，跟前是一张矮桌。左手边放了一组双人沙发，而矮桌的对面则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我是被刻意安排在面向这一处空地的座位上的。

    其中的缘由很快便揭晓了。一位老人现身了，他坐在轮椅里，由护士推到了那个位置。每逢老人有访客时，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安排。

    “我是保尔·高木。欢迎你，远道而来的客人。”

    老人用英语说着，颤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来。我连忙站起来，屈身握住了他的手。

    护士说了句“我去倒茶”，便又退回走廊里。

    这句日本话我倒是能听懂，可是我的日语水平毕竟有限，仅能勉强应付几句寒暄客套话而已。之所以我斗胆只身前来，不带翻译，是因为我知道，在这家医院里有一位会讲英语的保尔·高木。“你请坐。旅途一定很劳顿吧？”高木一面调校助听器，一面说。

    “倒是没觉得累，讨厌的是倒时差……”我笑着回答。

    “斯托雷切先生和葆拉，对吧？”我指着墙上的黑白照片问道。

    高木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