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配药房遭窃，被偷的是催眠药——正式说法应该是镇静催眠药吧，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三唑仑呀、氟硝西泮呀，量很大呢。”

    “也谈不上是大量吧……”我心里反驳道。

    “那说不定是什么预告呢——盗窃之后是纵火，接下去就会发生更恶劣的犯罪了——就是类似这样的预告吧？”

    “安眠药肯定是那些因为失眠而苦恼的同事偷走的啦。”

    “我可是只要呆在公司里就睡得着哦。”

    “别人是别人！又不是人人都能拥有你这么良好的体质。”

    “说得也是。”

    “我是在讽刺你啊，讽刺！”

    “啊，我的耳朵可是能自动过滤掉各类嘲讽挖苦的哦。”

    “被过滤掉了……”

    “去喝一杯吧，好久没去了呢。你请。”

    “没见过像你这么大言不惭要人请客的家伙。”

    他嘟起嘴：“之前我不是给你介绍过一个侦探嘛。”

    “……是有这么回事。”

    我的公司跟征信社还有侦探事务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基因检查或者亲子鉴定当然并不奇怪，但前来委托我们公司的人则无法保证个个可靠，我们多少会碰到那么几个客户，从他们提供的文件、甚至每一次的呼吸都能让人感到危险的企图。

    因此，我们无法避免对委托客户进行调查。我们会请好几个征信社来调查客户是否可信，这虽不是明文规定，却也是家常便饭。

    高木所在的部门正是负责和征信社签约以及交涉的，大约在两个月前，我请高木介绍一个干这行的人，而他则通过他那广泛的人脉，介绍给我一个优秀且价格优惠的侦探。

    “我可没有问你收介绍费哦。就算是我自说自话你也会答应我的吧？”

    “请你啦。”他介绍给我的侦探不但优秀，而且讨人喜欢，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我扭头又看了眼身后。墙上的焦黑色真的很像烤过的土司面包。

    轨道列车

    春在那天傍晚打电话到我公司。“你没事吧？”他的语气淡淡的。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我除了小小地吃惊，也不由唏嘘地回忆起十年前那乔丹球棒事件。

    “为什么你会事先知道我们公司会起火的事情？”

    “我也没说一定会起火啊。”

    “你是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明天能见个面吗？正好星期六，一起去看爸爸吧？”

    我问他是不是有关纵火的事情到时也可以再解释清楚，他却自顾自地说了碰头地点便挂了电话。

    “泉水先生，刚才是你弟弟打来的吗？”

    坐在我旁边座位、从事事务工作的女子对我微笑。她约莫二十出头，虽然在传达电话留言的时候经常会弄错对方的姓名，却从不会因此挨批评——但我却会被骂。有一次，我曾询问过上司为什么会被这么区别对待，上司理所当然地回答我说：“因为她很可爱不是吗？”而我却也以一句“既然这样那也没办法了”接受了这个理由。

    这不，她现在正趁着上班时间翻看海外旅行的宣传册，也同样不会有人去责备她。

    我望向办公室的墙上，那里悬挂着一副写有可称为标语或警句字样的竖幅，上面大刺刺地印着如下字句：“工作须分清轻重缓急，依序进行。”

    “你跟弟弟的关系好吗？”

    “嗯，关系很好。”我立刻回答。

    “好羡慕啊……像我就是独生女。你弟弟是什么样的？”

    “很帅，而且运动能力超群。”从二楼掉下来都没事。“而且不乏幽默感。”

    “那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