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投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

    ——《哈瓦纳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

    “影响”这个字眼很奥妙，某个角度来说，它似乎是“抄袭”的轻薄短小版本，换个方向，它又可成为“致敬”的另一项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影响”对一个作家而言，都是相当敏感的词语，难怪哈洛·卜伦(y of influence)，认为每个作者都是在挣扎于前人作家的痕迹之中得到成长的。

    之所以会提及这件事情，主要是由于当我拿到这本《MODERN tIMES》的书稿时，同时正在看村上春树的《1Q84》，然后强烈地意识到，这两本作品实际上似乎分享了同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进而写出如此互通声息的小说来。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会造成伊坂幸太郎的焦虑，特别是他被书评家吉田伸子画归为受到村上春树影响的一系列作家后，“春树children”（春樹チルドレン）这个称号就一直笼罩在他头上。尽管他在许多访问中都曾驳斥这种说法，甚至抬出岛田庄司的名号，认为自己受岛田影响要更大一点（虽然看得出这点的人恐怕很少），但我们或许仍然能从他与村上的共通之处，来探看伊坂小说的魅力所在。

    伊坂与村上最明显的类同之处，大概就是他们都热爱某种会话式的文体，尽管只是在描述或叙事，但往往像独自一样，运用了大量鲜明且特殊的比喻（这也造成了两个人都很容易创造出“名言”这种东西）。另外，对音乐的独特爱好，也让他们的小说读起来很明显隐合着某种韵律感及节奏（这点透过翻译倒是比较不容易被察觉）。

    当然，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手法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让他们成为各有特色的作家。有趣的是，不管这两位作家是否有某种“影响”的关系存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尾声展开了作品风格的转向。

    村上在（二〇〇二）达到了他写作生涯中存在主义的高峰，之后的《黑夜之后》（二〇〇四）则像是一则呼应的补遗，但在《1Q84》中，他则是将触角伸进他过去不大碰触的“历史”这个概念，进而演化出他对日本现况的思考。相较于此，伊坂则是在《OIMES》，不只如伊坂所说的像是“兄弟”而已，更是为他确立新风格的两大作品。

    那到底，伊坂的作品有着怎么样的转向？

    某次我去拜访日本推理文学资料馆，遇到了馆长权田万治先生，和他聊起了他当时刚完成的松本清张论着，他在书中强调清张的作家之眼总是面对着这个社会的黑暗底层，并将之化为文字。但当他讲到松本清张开启的这个体系后来其实延伸到伊坂幸太郎时，我有点吃惊。

    因为相较于清张的控诉性格，伊坂似乎显得温柔多了，他不大声嚷嚷自己的主张，也不会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强化人与社会象征的对立，两位看来大相迳庭的作家，权田先生为什么会把他们扯在一起？

    但当我看到了《MODERN tIMES》的时候，我好像有点理解这样的观点了。

    做为的续篇，伊坂似乎更认真思考“国家”与“人”的关系，因此我门以为他在前作中所意图塑造的“犬养”这个角色代表了政府、权力，如今却发现在《MODERN tIMES》中，先前代表“恶”的人物只是个跑龙套的装饰性角色，在他之上，似乎还有一些什么在宰制着我们。

    从这看来，我会想到社会学家韦伯(Max eber)曾经提出的“科层组织”(bureaucracy，也有人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