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公司里工作，你从来就没法知道有什么是可信的。你总能听到许多“雄”心勃勃、强硬到有点儿骇人的口号。有的叫你“干掉对手”，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有的向你灌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和“弱肉强食”的概念，鼓动你“抢了他们的饭碗”；或是指使你做“创造性的测试”和“创造性的毁灭”。

    你挂着个软件工程师或者产品经理或者销售助理的头衔，但过不多久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处身于某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中，身边尽是些拿野猪牙穿在鼻子上扮酷，却只懂得用葫芦遮羞的土著们。发封不太正经、“政治立场不正确”的笑话给某个在It部的哥们儿，那个家伙再把它抄送给隔间外的几个同事，结果你就可能被关在一间闷热的人力资源会议室里，接受长达一周的所谓“多元化培训”的重罚。偷几个纸夹，生活就一定会给你以血的教训。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我做的事儿的确是比洗劫办公用品柜严重了那么一点点。

    他们让我在阿诺德·米查姆的办公室外间等了约半小时，也许是四十五分钟，可是感觉似乎不止这么久。那儿没什么可读的，只有《安全管理》一类的东西。前台接待员的灰黄头发像一顶头盔似的罩在脑袋上，黑眼圈很明显。她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敲击键盘，还时不时地偷偷瞟我一眼——那种你在经过车祸现场时，既想抽空儿看一眼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又不得不小心翼翼驾驶的表情。

    漫长的等待使我的自信开始动摇——这可能就是他们的阴谋。我开始觉得每个月领这份薪水其实也不错。公然反抗也许不是最佳方案。

    前台接待员领着我进去的时候，阿诺德·米查姆连身都没起。一张巨大的好像是由花岗岩磨制而成的黑色桌子横在我们之间。他四十来岁，身材瘦削但不矮小，一副Gumby小子的体格；长长的四四方方的脑袋，鼻子细长，嘴唇薄到几乎看不到；棕色的头发已经发灰，并且开始谢顶。米查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外套，配上蓝色条纹的领带，活像某个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他脸上架着副特大的金属框眼镜——那种飞行员喜欢的款式，目光穿透眼镜死死地盯着我。很明显，他是那种毫无幽默感的人。桌子右边坐着一个女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好像待会儿由她来做笔录。米查姆的办公室很宽敞，墙上郑重其事地挂着许多证书、奖状。办公室的那头，一张门半开着，里面是一间黑乎乎的会议室。

    “你就是亚当·卡西迪？”他问道。他说起话来严肃而又谨慎。“小子，玩儿得过瘾吧？”他抿着嘴笑了起来。

    啊，老天，我是在劫难逃了。我努力装出一副虽然困惑但是愿意积极合作的表情：“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不如先开口说实话吧，这就是你能为我做的。”他说话时带着南方口音。

    一般来说我挺招人喜欢的。我蛮擅长哄人开心的——不管是对暴跳如雷的数学老师，还是对我们迟了六周才交货的企业客户——无论什么人我都能轻松搞定。但是我立刻认识到，戴尔·卡耐基的那一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在那一刻，保住我那可鄙的工作的可能性陡然变小了。

    “当然可以，”我答道，“不过，是关于什么的实话？”

    他“哼”地一声乐了。“那就说说昨晚的盛宴吧。”

    我愣了一下，脑子飞转。“您说的是昨天晚上那个小型退休聚会？”我说。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掌握了多少情况，我对那笔款项做手脚的时候可谓十分小心谨慎了，所以现在我必须提防祸从口出。拿着笔记本的那个红发碧眼身材娇小的女人，也许就是特地来当人证的。“的确是场及时雨，真是剂士气兴奋剂，”我补充说，“先生，请相信我，我们部门的生产力肯定会因此而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