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窗事发了？被逮住了？”

    塞斯·马库斯从高中起就是我的死党。他每周都会有三个晚上在一家名为“巷子里的猫”的低级酒馆里当酒吧侍者。而白天，他的身份则是市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他说他需要钱，但我坚信事实上他之所以要当酒吧侍者，只是为了保留一点点洒脱的痕迹，以便使自己不变成公司里那种我们俩都喜欢嘲笑的唯利是图的小职员。

    “干吗要逮我？”我忘记了自己对他说了多少，有没有告诉他安全部长米查姆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没有。现在我可不能向他透露他们要我干的勾当。

    “你的盛大聚会啊。”这里的环境很吵，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再加上酒吧另一端的一个家伙正在吹口哨——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发出那种大又刺耳的哨声。

    “那个家伙是在嘘我吗？难道我他妈的是一条狗？”他也顾不得搭理那个吹哨的家伙。

    我摇了摇头。

    “你没事了，哈？你真的脱身了？真了不起！想喝点什么来庆祝一下？”

    “布鲁克林棕啤？”

    他摇摇头。“不行。”

    “纽卡斯尔？健力士？”

    “来一杯生啤怎么样？这个他们没数。”

    我耸耸肩。“好吧。”

    他给我汲了一杯啤酒，黄黄的，冒着泡。显然他还是个新手，斑痕累累的木质吧台上啤酒溅得到处都是。塞斯是个高个儿，头发黑黑的，长得很帅——名副其实的少女杀手——留了把可笑的山羊胡子，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可他却希望自己是黑人。他在一个叫“滑动”的乐队里伴奏和演唱，我听过他们唱歌，唱得不是很好，但他可总说“我们有生意上门”。他总是同时搞很多名堂，以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只会工作的机器人。

    塞斯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一个比我更愤世嫉俗的。这大概就是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的原因。再加上尽管他高中时也曾在弗兰克·卡西迪教练——我的老爸——的足球队混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在我面前骂过我老爸。七年级的时候，在训导室里我们俩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是数学老师帕斯夸里先生奚落的对象。九年级的时候我从公立学校转入了巴塞洛缪·布朗宁·奈特利学校。这是所昂贵的预科学校，不过我老爸刚好被那里聘为足球和曲棍球教练，这使我得以免去学费。那两年我很少见到塞斯，直到老爸打断了一个孩子右前臂的两根骨头以及左前臂的一根骨头。那个孩子的妈妈是学校监察委员会会长，因此我老爸被炒了鱿鱼，当然我免交学费的特权也被取消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公立学校。老爸和我一样再次被这所公立学校录用了。

    高中时我和塞斯在同一个海湾加油站打工，后来塞斯厌烦了那些打劫的无赖，便去了邓肯连锁店通宵达旦地做甜甜圈。有几个夏天，我和他为一家市政清洗公司工作，我们负责清洁窗户。后来我们决定不干了，因为我们发现身上绑着绳子在二十七楼荡悠事实上并没有听起来那么酷——不仅无趣，而且极其吓人——对我们来说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也许有的人把这种吊在建筑物外面、距离地面几百英尺的行为理解为某种极限运动，但对我来说这更像是慢镜头的自杀前奏。

    口哨声更响了。大家都看着吹口哨的那人——一个穿着套装、胖乎乎、开始谢顶的家伙。有些人大笑起来。

    “我他妈的认输了。”塞斯说。

    “别啊。”我说，但是太晚了，他已经走向了酒吧的另一端。我拿出一根香烟，点着了，看着他在吧台上俯下身子，眼睛里喷着怒火般地盯着吹口哨的人，那样子看起来就像原打算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却突然停手了一样。他说了些什么，吹口哨的人的周围爆出一阵笑声。然后塞斯酷酷地向这边走来，中途停下来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