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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五点钟。拜伦·麦特卡夫律师摘掉领结，给自己做了杯饮料，把脚跷到桌子上。

    “你真的不来一杯吗？”

    “下次吧。”格雷厄姆说着，把粘在袖口上的苍耳草籽掸掉。他庆幸有空调开着。

    “我对雅各比一家并不很熟悉，”麦特卡夫说，“他们三个月前刚刚搬到这里。我和我的妻子到他家做了几回客。爱德·雅各比在刚刚搬完家后找过我重立遗嘱，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可是你是他的财产经营者。”

    “是的。他的妻子在他的财产经营者的名单里列第一位，如果他的妻子去世或没有执行能力的话，然后才轮到我。他在费城有个兄弟，但是我猜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

    “你曾是助理特区律师。”

    “是的，1968年到1972年。我1972年考特区律师，仅仅差了一点没有考上。我现在已不后悔了。”

    “你是怎么看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呢，麦特卡夫先生？”

    “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瑟夫·雅伯隆斯基，那个工会头头。”

    格雷厄姆点点头。

    “一桩有目的的犯罪，具体讲是权力，用变态做伪装。我们仔仔细细地把爱德·雅各比的文件翻了一遍——特区律师办公室的杰瑞·艾思格和我。

    “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从爱德·雅各比的死亡得到一大笔财产。约瑟夫发了一大笔薪水，他把一些专利费付清了；可是他把得来的钱花得和他得来时一样快。所有的东西都要归爱德的前妻所有，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小块地产归孩子和后代所有。他有一笔小额的规定受益人不得自由处理的信托资产，给他现在惟一幸存的儿子。基金还够支付三年上大学的开销。我敢肯定三年后这孩子还得在一年级原地不动。”

    “奈尔·雅各比。”

    “对，这孩子可给爱德找了不少麻烦。他和他妈妈在加州一起住，因为行窃进了劳教所。我从他母亲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爱德去年到加州去看他，把他带回到伯明翰，让他在鲍德威尔社区大学上学。他们曾经试图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他抱怨其他的小孩而且让每个人都不舒服。雅各比太太容忍了他一段时间，最后他们还是让他住宿舍了。”

    “他在哪？”

    “6月28日那天晚上吗？”麦特卡夫的眼睛看格雷厄姆的时候半睁半闭。“警察和我都琢磨过。他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回学校了。这已经证实了。而且他是O型血。格雷厄姆先生，我得在半小时以后接我太太，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明天继续谈。告诉我怎么样能帮助你。”

    “我想看看雅各比家人的私人档案，比如日记、照片等等。”

    “这类东西好像没多少——他们在搬家前夕在底特律遭了一场大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烧毁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爱德当时正在地下室焊东西，火花溅到他储存的油漆上，结果房子就着了。

    “有一些私人的信件，我锁在私人保管箱里了，还有一些小件的值钱的东西。我记忆里好像没有日记。其他所有东西都在仓库里。奈尔那儿可能还有些照片，我不能肯定。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九点半要去法庭，不过我可以先陪你到银行去看那些信件，然后回来接你。”

    “很好，”格雷厄姆说，“还有件事，我可能要用到有关遗嘱查验的所有文件的拷贝：对房产的所有权提出的要求，任何关于遗嘱的争论、信件。我希望拿到所有的文件。”

    “亚特兰大特区律师事务所已经向我要过这些文件了。他们在和亚特兰大的利兹房产做对比，我知道。”麦特卡夫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自己留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