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弗雷迪·劳厄兹的葬礼正在进行。《国民闲话报》出款要了加急服务，葬礼仪式在劳厄兹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周四举行，这样照片就能在周四晚上的那一期上出现了。

    参加葬礼的人在教堂里显得很多，到墓地的人也很多。一个福音传道者在喇叭中一遍又一遍地放着过分得令人生厌的颂词。

    格雷厄姆在前一天夜里喝了过多的酒，头还在发昏发涨，他尽可能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观察和研究在场的人群。

    在墓地，被雇的唱诗班为得到报酬使足了力气。《国民闲话报》的摄影师们的相机像是有发动机驱动似的咔咔地响个不停。两队电视台的人马带着能固定的摄像机和便携式电视发射机。警察局的摄影师挂着胸牌对着人群照相。

    格雷厄姆看到几个穿便衣的芝加哥刑侦组的警察。他们的脸是整个场地中惟一对他有意义的。

    还有“温迪城”的温迪，劳厄兹的女朋友。她坐在雨篷底下，离棺材最近的位置。格雷厄姆几乎认不出她了。她金黄色的假发在后面梳了个圆髻，穿着一套做工考究的黑色西服。

    在最后一首赞歌中，她站起身，步子不稳地走上前去，跪倒，脸贴在棺材上，两臂伸开放在菊花丛中，众多的闪光灯对着她猛闪。

    结束了。人群在海绵一样松软的草地上向墓地大门走去的时候几乎悄无声息。

    格雷厄姆与温迪并肩走在了一起。一群没有被邀请的人透过高高的铁栏杆盯着他们。

    “你没事吧？”格雷厄姆问。

    他们在墓碑前停下了。她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平直地看着前方。

    “比你强，”她说，“喝醉了吧，你？”

    “是。有人盯你的梢吗？”

    “有几个管区里的警察，在我的俱乐部里穿着便衣晃悠。现在的生意猛长。奇怪的事情比以前多。”

    “我很抱歉你被这样拖累。你在……我记得你在医院里很镇定，让我挺钦佩的。”

    她点点头。“弗雷迪是好样的。他不该去那样冒险拼命的。多谢你在医院里让我进去了。”她望着远方，眼睛一眨一眨的，思索着，眼影在眼睑上像石粉一样。她转脸正对着格雷厄姆。“你看，《国民闲话报》给了我一些钱，你推断到了，是不是？他们约我做采访，而且雇我在棺材边埋头痛哭。我不觉得弗雷迪会反对。”

    “要是你把这机会错过的话他会疯掉的。”

    “我也这么想。他们都有神经质，可是他们付钱。实话说，他们挖空心思想让我说：我认为是你故意把这个结果留给弗雷迪的，而且在照片里做出像好朋友一样的假象。我没答应。如果报纸印出来时我说了，那他们就是狗屎。”

    她扫视他的脸时格雷厄姆没有说任何话。

    “你不喜欢他，也许——这并不重要。可如果你事先知道会产生这个结果，你当场不会不向‘牙仙’开枪的，是不是？”

    “是的，温迪。我会全程监视他的。”

    “你们事先没得到任何线索吗？我听到这些人的聒噪，而且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我们没有多少线索。只有一些从我们的实验室跟踪得出的结果。他动手很利索而且一直幸运。”

    “你呢？”

    “什么？”

    “幸运。”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弗雷迪从来都没有走运过。他说他会在这个案子上发财。所有地方都会出高价买他的消息。”

    “他说不定真有可能呢。”

    “听我说，格雷厄姆，只要你，你知道，什么时候想喝一杯，我会奉陪的。”

    “多谢。”

    “不过在街上你得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