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保留一份，把其余的传给你们在外面的下属，”波特说，“我要在场的每个人都人手一份，并记住他们。如果遇到投降情况，就会出现混乱，我们这里有许多便衣警察，有认错劫持者的危险。我要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这些坏蛋的长相。

    “最上边的是汉迪，第二个是威尔考克斯，他是汉迪最亲近的朋友，他们在三四起案子中合作过。最后一个家伙，一脸络腮胡子的胖子，是伯纳。汉迪显然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但他们从没合伙作过案。伯纳的犯罪档案里曾有过持枪抢劫，但他被关进卡拉纳监狱是因为跨州逃窜。他被怀疑犯有系列强奸罪，尽管他们只掌握了他最后一次作案的证据。他罪恶昭彰，疯狂地乱刺受害者。但她活了下来，只有十七岁，为了出庭作证，更改了第十一次整形外科手术的预约。亨利，你能告诉我们一些人质的情况吗？”

    勒波说：“迄今为止只有很粗略的了解。里面有十名人质，八名学生，两个教师，她们来自堪萨斯州希布伦市劳伦特·克莱克聋人学校，从这儿往西大约十五英里。她们在去托皮卡聋人剧院参加演出的路上被劫持，全是女性。学生年龄从七岁到十七岁，我很快将收到更多的信息。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一个信息，她们都是聋人，只有那个老教师除外，她能正常地听说。”

    波特已经安排了一名手语翻译，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能预料会遇到哪些问题。他在国外参加过多次谈判，也在美国多次与外国人谈判过。他知道那种危险——还有那种挫败感——命悬一线之际，必须精确而迅速地翻译信息。

    他说：“现在，我们成立一个威胁处理小组，成员有我、亨利·勒波，我的情报官兼记录管理员托比·盖勒，另外还有我的通讯官巴德上尉，他是州联络员和我的得力助手。我是这次事件的指挥官。还有一个负责牵制的官员，我还没有选出来。”

    “威胁处理小组有两个任务，第一是达到使劫持者投降、释放人质的目的，第二是如果必须发起攻击，坚持用有策略的解决方法。这包括集中人质解救小组的智力，转移劫持者的注意力，应付他们，无论如何我们要把死亡人数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这种障碍事件中，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说服罪犯高举着手臂出来投降。但是，即使是最热爱和平的谈判专家也不得不记住，有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开枪。在联邦调查局讲授人质谈判的课程时，波特告诉学员的第一件事是“每一个人质的处境本质上都是一个谋杀过程”。

    他观察着货车里那些男人和女人的眼睛里流露出的表情，想起“冷血动物”这个词，这是他听到的对自己不算贬义的评价之一。

    “假如你们得到任何信息，不管是关于劫持者还是关于人质的，都首先要马上告诉勒波侦探，如果有必要，可以不通过我。我的意思是任何信息。如果你发现一个劫持者流鼻涕，不要认为那不重要。”波特注意到两个熟悉内情的年轻警察相互递了个眼色。侦探正视着他们俩，又说：“举个例子，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感冒药中加入致人昏迷的药剂，或者它可能表示有一个可卡因上瘾者可供我们利用。”

    那两个年轻人没有表示理解的意思，但是他们不再有讽刺的表情。

    “现在我需要一个负责牵制的官员，巴德上尉认为，或许你们中有人有营救人质的经验。”他仔细观察着这群骄傲而年轻的法律实施者，“是谁呢？”

    一个女州警马上大声地说：“是的，警官，我有。我学习过人质营救课程。我还参加过人质谈判技巧训练。”

    “你通过谈判使人质释放了吗？”

    “没有，但是几个月前在一场自助食品商店抢劫中我做过谈判者的助手。”

    “很好，”巴德说，“萨丽带过战术队，干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