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里的这些法语文件是什么？”

    “她的病历。他们从巴黎搬来的时候，凯瑟琳随身带来的。我的法语不太好，但也无所谓。她当时很健康。”

    爱玻端详着最顶上的一页纸：“安德烈和我刚结婚的时候，教了我不少法语。我大部分都能看懂。”隔了一会儿，她说，“你好像说过，她在那个房间的墙上画了一幅自画像？”

    “看起来是的。哈斯说早先住在巴黎的时候，她沿着塞纳河一路画水彩画。”

    “这就怪了。你看这儿。”她把第二段的一个法语单词指给我看——daltonien。

    我摇摇头，问：“什么意思？”

    “色盲。”

    “色盲？”

    “色盲患者的确也有可能成为画家，但为数实在不多。她有没有对你提起过这件事？”

    “没有。而且直到最近她看起来都很健康。”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还在思考凯瑟琳·哈斯是怎么离开那个房间的，又躲到了哪里去。到了晚上，我终于拨通了蓝思警长的号码。

    “我要去见哈斯。你愿意跟我去逮捕他吗？”我问。

    “哈斯谋杀了他的妻子？”

    “是的。”

    “我就知道。我来接你。”

    去那幢维多利亚宅邸的短短车程中，我一句话也没有告诉警长。我们沿着马路开过几幢屋子后停车，步行走完剩下的那段距离，但没有去那幢大屋，而是绕到后面走向车库。虽说只是出于推测，但我看不到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门没有锁，我们轻手轻脚地进去。我听见二楼传来说话声。我和警长走上楼梯，木板的吱嘎声泄露了我们的踪迹。

    彼得·哈斯立刻出现在楼梯顶端，手持一柄左轮手枪。“是谁？”他喝问道。

    “山姆·霍桑和蓝思警长，彼得，把枪收起来。”

    另外一个人出现在门口。站在哈斯背后，正是那位失踪的女士。她的手惊恐地掩住了嘴巴。

    蓝思警长扭头问我：“你不是说他杀了老婆吗？”

    “毫无疑问。但这女人并不是凯瑟琳·哈斯。”

    我仿佛念了什么咒语，又或者是因为哈斯发觉大势已去，他放下左轮手枪，转身回到房间里，我们跟了上去。曾经被认为是凯瑟琳·哈斯的女人提出了那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警长随着哈斯和那女人走进楼上的小房间，蓝思警长接过哈斯手中的枪。“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承认道，“我完全走错了方向，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是怎么离开那个房间的，而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你为何要离开那个房间。警长和我的护士爱玻提供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警长告诉我，凯瑟琳·哈斯有一笔信托资产，要到三十岁后才能领取。你们这些年一直靠这笔钱过活。接着，正在整理文件的爱玻找到了一页法语的旧病历，上面说凯瑟琳·哈斯是色盲。色盲画画，尽管罕见，但并非不可能。这让我想起她在壁纸上留下的自画像。她拿什么画的呢？房间里既没有颜料也没有画笔，也没有化妆品，连镜子都没有。一个没有颜料和镜子的色盲画家恐怕是画不出一幅自画像的。还有别的疑点。这位女士比凯瑟琳自陈的二十九岁要老。还有，上锁的房间、有栏杆的窗户、撕开的壁纸，这些东西的灵感显然来自一则五十年前的短篇故事。”

    蓝思警长越来越不耐烦：“她的真实身份暂且不论，她是怎么逃出那个房间的呢？又是为了什么要费事演这么一出戏？”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动机是这整件事情的关键。如果假设哈斯在来美国之前已经谋杀了真正的凯瑟琳，接下来发生的就容易理解了。凯瑟琳每个月都从信托基金中收到一笔大额汇款，对哈斯而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