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坐，”山姆·霍桑医生和来客打招呼，同时伸手去拿白兰地，“这次要讲一个不堪回首的故事——差点害我丢了行医执照……”

    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开始减少出诊数量。因为我在圣徒纪念医院翼楼的办公室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病人，即便是身处大萧条年代，镇上的大部分人家都有车开，那些没车的也总有办法搭便车。一般说来，只有老人小孩，尤其是那些住在北山镇外围的居民们才需要我上门出诊。

    其中之一是年迈的威利斯太太，她已经八九十岁了，各种疾病缠身。一直以来，我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心脏病和糖尿病，但自从去年摔坏屁股之后，她便卧床不起。每次出诊，我都能感觉到生命在她身上流逝的痕迹。她是不想活了。

    她的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两人没有孩子。眼下，威利斯太太由她年届中年的外甥女和她的丈夫共同照料。她承诺在死后把老农场和周围四十亩未开垦的土地送给他们。“我能给他们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在两人搬进去之后，有一次她告诉我，“如果他们能好好照顾我，这就是他们应得的。”

    老实说，走到生命尽头的贝蒂·威利斯并不是个可爱的老人。她专横跋扈，难以取悦。外甥女弗雷达·安·帕克是个平凡的女人，四十多岁了，工作任劳任怨。她丈夫奈特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我很多次听到他在背地里说老女人的坏话，还有一次他和弗雷达·安在我面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威利斯太太家，要是在那一带碰巧还有别的病人要出诊，我就不会事先通知她。在一个特别的周一早晨，弗雷达·安打电话到办公室，要求我务必上门。“她昨晚状况糟透了，医生。我想她活不成了。”

    “我大概一小时内赶到。”我答应她。接待完眼前的病人之后，我告诉护士玛丽我要开车去威利斯太太家拜访。

    这是六月里的一个晴朗早晨，每到这种时候，人就会觉得夏天仿佛可以无限绵长。一些男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奔跑，离开了压抑的教室，他们就像自由的鸟儿。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暑假。我虽然在城里长大，但对自由的向往是一模一样的。我开到一段上坡路的顶端，威利斯太太的农舍远远地映入眼帘。农舍四周是一个小苹果园。近年来，威利斯家唯一算得上是务农的活动就是打理这片果园了。我回想起在祖父的农场里做客的童年时光。年岁久远的宾夕法尼亚州，那时还没有开战。

    奈特·帕克正在果园里巡视，前夜的暴风雨有可能对果树造成损伤。他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头发稀疏，下巴永远是胡子拉碴的。奈特看上去比他老婆大好几十岁，说不定他的真实年龄就是那样。“果树没事吧？”我走下车，冲他喊道。

    “没什么大问题，医生。瞧昨晚那架势，我还担心至少一半果树要遭殃了呢。”

    “你太太告诉我贝蒂今天早上情况不太妙。”

    “哦，她现在应该好点了。”

    我和他告别，走进前门。这扇门从来不锁，而且弗雷达·安应该已经知道我到了。她从厨房里冒出来迎接我。“很高兴您能来，”她说，“贝蒂舅妈真的不行了，医生。”

    我跟在她身后朝二楼走去，楼梯在脚下吱嘎作响。贝蒂·威利斯保留了大的主卧室，她和丈夫在这里共度了大部分人生。她躺在装饰华丽的双人床上凝视着我，好像看到了召唤她的天使。

    “我要死了。”她对我说。

    “别瞎说。”我察看了她的脉象，接着用听诊器检查她的心脏。毫无疑问，这是个虚弱的老人，她的生命征兆比我上一次出诊时又弱了几分，但我并未发现生命即将消逝的迹象。床头柜上只有一个盛了水的玻璃杯，里面装着她的假牙。我把杯子挪开，为我的医药包腾出空间。“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