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情况肯定比这儿还糟，不然也没必要把审判移到北山镇。”

    我翻看着早上收到的邮件，但没什么值得注意，“看来我可以赶紧吃个三明治，然后回法庭去了。”

    “你就不能透露点儿证人的证词吗？”爱玻恳求道。

    “审判结束了我会全部告诉你的，”我答应她，“在那之前，我不能和其他人讨论。”

    我常常在某间咖啡馆吃午饭，今天我在那儿遇见了一位陪审团成员：兰德·史密斯女士。她五十多岁了，身板结实，自打我来到北山镇以来，她就一直在干货店上班。“坐我这边吧，山姆医生，”她邀请道，“离开那个沉闷的屋子，感觉好多了。”

    “荣幸之至，”我说着，把身子挪到了她对面的木质雅座上，位子有些局促，“应该再有一两天就结束了吧？”

    “希望如此！”

    这时，蓝思警长走了进来，他在贩售香烟的柜台停下步子，买了一小块口嚼香烟。他看到了坐在雅座里的我们，便走了过来，类似口香糖，含有烟草成分，有烟瘾的人只要嚼一嚼就不需要通过吸烟来获取尼古丁了。

    加入这场谈话。

    “作为陪审员的感觉如何？”

    “有点不习惯。”

    “你的病人们要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啦。”他爽朗地笑着。

    “我可不希望被人们忘记。”

    我们三个人一起朝法院大楼的方向往回走。穿过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蓝思警长和我们挥手告别，他还要去一趟位于下一个街区的监狱。

    “那辆是贝利法官的车，”兰德史密斯女士指着一辆黑色的帕卡德轿车，“有人说，他的收入不像一个小镇法官。”

    “庭审的时候，他令人印象深刻，”我说，“他从不和犯人有太多瓜葛。”

    下午的程序是从辩方陈词开始的，由亚伦·弗拉维的律师发言，他名叫西蒙斯，来自库德伯里。看上去他很好地胜任了这个职务，尽管他的发言有点机械，好像判决结果早已经决定了之后走的过场。我没法判断他的想法到底是想赢还是想放弃，因为我是一个陪审员。

    开场白结束后，西蒙斯将他唯一的证人——被告人自己——叫上庭来。亚伦·弗拉维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有棕黄色的头发，脸和手臂因为在夏季农场工作的原因变得黝黑。这一周的时间以来，他都和律师坐在一起，表情毫无变化。即使死者的妻子作证说亚伦常常放下手边的农活来和她搭讪，这个年轻人也只不过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似乎忆起了那些七月骄阳下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西蒙斯紧张地搓着双手，这个动作他之前重复了好几次，“请你自己告诉大家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的下午发生了什么。”

    “好，”弗拉维开口了，挠着额头，“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田里干活儿——把干草搬到农场里面去。当时只有我和华尔特——加斯特罗先生，因为另一个工人那天生病了。”

    “你那时住在加斯特罗的房子里吗？”

    “没错。从春种季节开始我就住在那儿，帮忙干一些农活。”

    “这期间，你和加斯特罗太太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绝对没有，先生！她是我老板的妻子，就这么多。她负责准备一日三餐，有时候我会帮她做一些家务事。”

    “我们知道，死者的遗孀加斯特罗太太正是二八芳龄——与她死去的丈夫相比，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更加接近。我们收到一些情报——镇上的传言之类的——大致是说你们之间有些不光彩的事。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不，先生！”

    亚伦·弗拉维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但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手在证人席的椅子上紧张地摩挲，加斯特罗太太之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