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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子与柏崎不太可能毫不顾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和己，轻率地商量这种事。和己说他是偶然听到的，但这部分的供词令人存疑。可是和己升上国中一年级后没有多久，直子就打电话向多家保险公司要资料，或拜访分店、营业所，这是事实。

    其中有一个直子热心拜访的寿险公司业务员出庭证实直子询问的内容，还提出业务日报做为证据。业务员指出，柴野直子对于学费保险和医疗保险不感兴趣，频频探问能不能为十三到十四岁的小孩投保钜额死亡保单，然后如果加保，每个月的保费会是多少。

    这家保险公司认为可疑，委婉地拒绝让她投保。直子气呼呼地回去，后来柏崎（自称是柴野母子的朋友）打了好几次电话客诉，但公司态度不变，于是直子不再联络了。

    案发后警方搜索住宅，从他们居住的公寓室内发现大量人寿保险及产物保险的广告手册。里面也参杂了一些只要填写文件邮寄申请就可以加入的互助式保险资料。他们碰过一次钉子，或许学到了教训。

    ——如果是交通事故，就可以向对方要到钱，所以我一想到或许又会被逼着去跳车，就觉得害怕。

    在车站月台时，不能站在边缘。跟直子或柏崎出门时，也不能走在靠马路的一侧。他随时随地小心谨慎——十四岁的少年这么供称。

    —这样下去我会被杀，我觉得非想办法不可。

    他想到的“办法”，就是向他就读的公立国中导师说出一切。他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人了。

    自治团体的儿童保护机构一次也没有访问过这对母子。由于没有接获邻居或医疗机关的通报，所以无法察觉到危险吧。若要说这是保护机构的疏失，也的确如此，但也可以说直子与柏崎在这方面应付得非常巧妙。直子一直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是持续接受生活保护的状态，所以她会定期与市公所的负责人面谈，但那里也没有确实发挥审核功能。柏崎没有把户口放在两人同居的公寓，只是这样，就让他在制度上得以是个透明人。

    和己会求助于导师，站在他的立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一开始是和己念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尾声，即将进入寒假的时候。

    可是学校并没有准备好要接纳这名少年的SOS。不久后被和己砍成重伤、当成人质，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这名导师是二十多岁的女性，还没有什么当老师的经验。学校里也没有辅导老师。

    导师对和己陈述事实时的平淡态度，以及内容的异常性兴起了疑惑。就像案子被放到司法审判场面时，一般民众感觉到困惑那样，女老师也困惑了。

    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相信的。内容关系重大，而且是对母亲的诋毁。女老师认为，即使柴野和己与母亲之间真有什么问题，他所说的犯罪小说般的情节应该也不是事实。与后来的法庭审判场面相同，她反倒担心起柴野和己的精神状态来了。当时她找学年主任商量这个问题，主任也忠告她对学生的话囫圃吞枣太危险，应当谨慎应对。

    迫切地求救的柴野和己对老师的态度感到不满。而在进入第三学期后，导师以“谨慎应对”的原因，联络了柴野直子，在校内与她面谈，使和己的不满爆发成巨大的愤怒。

    ——老师不相信我。还把我的话泄漏给我妈。

    所以他才会想要连老师都杀了。

    不过少年对于杀伤老师一事，在侦讯开始没多久就起了心境上的变化，在公审上也明确地道歉了。那是我误会了。我和警察还有律师好好谈过以后，渐渐地觉得是我错了。老师没办法立刻相信我的话也是难怪。我会对老师做出那种事，固然是因为我很气老师，可是那时候我想得不够多。我现在觉得自己做错了。

    他的谢罪也一样平淡。

    “你参加了公审？”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