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市跌倒的这些人，天上应该掉下什么来砸他们呢？足够开第二家戴比尔斯公司的钻石矿山吗？

    一开始，我们都尽可能地躲避媒体，也不接受任何采访，但消息却大量地从其他地方泄漏出去。所谓的“其他地方”，就是我们的亲戚。我们不可能完全瞒着亲人，自然会跟他们说明是怎么回事，结果那些话全部流了出去。最严重的是爸那边的亲戚。

    妈那边外公外婆都在，还可以盯住他们；但爸那边的爷爷奶奶很早就过世了，爸又是独生子，只剩下什么伯伯啦、堂兄弟啦、堂叔的儿子之类没什么直接关系的人，所以拦也拦不住。

    这么一来，与其让他们去乱传，不如我们自己把话说清楚。因此后来，我们狠下心来改变方针，开始接受访问。

    媒体——尤其是八卦节目高兴得要命，说什么这是难能可贵的佳话，把妈捧得天花乱坠，再冷不防地向我们打听钱的用途。

    前川律师也跟我们一样惨遭媒体围攻。他坚持律师必须遵守保密义务，把那些人全部挡在门外。但事务所前面整天被盯梢，也让他十分困扰。

    “泽村先生在某些特定领域很有名，”律师带着些许疲惫的神情这样跟我们解释，“当他因癌症末期住院，委托我把财产变现、准备遗嘱那时候起，就已经受到部分人士的注意。这场骚动是各位必须经历的，只是一时而已，熬过去就没事了。”

    随着骚动愈演愈烈，我们和律师事务所的联络也愈来愈难。失去了发泄的管道，爸显得最焦躁。

    我们三人自从被卷进这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后，很快就累得筋疲力尽。大家可能会认为什么都不必做就有五亿圆可以拿，忍耐一下不就好了，可是虽说是有钱拿，钞票又不是就在眼前，我家也没有突然变成豪华大厦。生活明明没有改变，四周的环境却一下子都变了，当然让人受不了。我们又累又烦，愈来愈少说话，偶尔一开口就吵架，情绪变得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就宣让我们立刻抓狂。

    尤其是爸妈，三不五时就擦枪走火。从什么牙膏没啦，垃圾忘了倒之类的小事开始，接着就陷入冷战。他们以前从来不会为这种小事吵架，因此两人一定是累了。像爸每天晚上从公司回来，脸颊就好像又凹进去了一点。

    这时候的我们，就像三艘船头绑在一起的遇难船，在看不到任何岛屿的汪洋大海中飘荡。虽然看得到彼此的身影、听得到彼此的声音，却无法互相帮助。更惨的是，无线电只听得到杂音。

    说来丢脸，当时我完全没发现这些小争吵并非只是情绪上的宣泄，其背后还有更深的含意；我也没发现，只有找一个人把外来噪音当作一般杂音，听过就算了。

    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个“幸福的孩子”而已。

    就像旋转舞台转啊转的，事情终于要迎接新的局面。七月十四日——那时我真的是扳着手指头等待暑假来临，因此绝不会记错日期。

    当时，我每天早上都要躲避在上学途中突然冒出来的记者，拼命冲进校门；进去之后，还要忍受连老师都喊我“五亿圆”的日子。唯一能够脱离这种生活的合法手段就是暑假，我真巴不得暑假赶快到来。

    在足球社练球时，去捡球就有球对准我的脸踢过来，练顶球就有人伸腿把我绊倒。不是我有被害妄想症，所谓的学校，就是硬把种种不满用盖子盖住、再用螺丝栓起来的地方，要是哪里产生裂缝，积压在里面的愤怒、不满和怨念就会爆发出来。大家都戴着“开玩笑”的面具笑着发动攻击，甚至连老师也掺一脚。没办法，老师也是人嘛。

    当然，其中也有出面阻止这些恶作剧的老师，但毕竟寡不敌众。虽然“学校有自治权”这块盾牌可以抵挡媒体入侵，可是当校内骚动愈闹愈大，导师便打电话到家里，建议妈暂时让我请假不要去学校，说是期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