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个星期，望月大辅的遗体仍然没有找到，也没听说有人去警局自首，或是警方锁定了嫌疑人之类的消息。

    舆论开始抨击：马路上的井盖可以任人随意打开，这实在太危险了。水利局承诺会作出妥善处理，一位有着局长辅助理头衔的人代表高层发表公开声明时说：“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把它打开。”结果这个可怜的代罪羔羊又遭到一阵挞伐。

    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星期内，东京发生了两起在半夜将井盖打开的事件，琦玉县也有一件。幸好都没有造成意外，但很明显，都是模仿千叶那件案子，看来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缺乏危机意识的人和喜欢冒险的人。

    《亚罗》在罗列一周要闻的“头条”栏目中报道了这件案子。内容由我撰写，摄影师赶赴现场拍下的万里晴空下已经盖紧的下水道的照片则放在标题旁。

    我根据车牌号码查到了车主——宫永聪的哥哥——的资料。他是一家一流证券公司的营业员，只有二十四岁。我很纳闷他怎么买得起至少千万以上的车子，但在询问代理商后，才知道是有问题的事故车，车龄已经五年了。

    “因为他再三拜托，我才卖给他的。”

    宫永聪当时说：“那是我大哥的车，是新车。”可见做哥哥的为了面子，对弟弟撒了个小小的谎，没想到弟弟却在那种天气恶劣的晚上偷偷把哥哥的爱车开了出去。

    台风第二天，他们一定大吵了一架。但也可能根本连吵架的心情都没有。

    宫永聪和垣田俊平都没有去自首，我也不想和他们有什么瓜葛。曾有一次，我抓起电话想拨宫永家的电话号码，但最后还是作罢。

    在头条的那篇报道中，我对打开井盖的人表达了些许同情。我写道：“可能当事人并无恶意，只是一时疏忽。”

    杂志发行当天，我一整天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以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会和我联络，然而我并没有接到任何人的电话。

    在饭桌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一位同事：如果有一架UFO从天降落，停在你眼前，告诉你“目前让警方伤透脑筋的那个案件的凶手就是哪里哪里的谁”，你会怎么做？

    “我会回家睡觉。”这就是那位同事当时的回答。“如果第二天早晨醒来，仍然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件事，那就去住院。一定可以在点滴瓶里看到金鱼在游泳。”

    我笑了。并不是笑同事，而是笑我自己。我竟然把曾经那么当一回事的稻村慎司比喻成UFO，可见我并没有真的相信他。

    慎司也音讯全无。我又恢复了平日的生活，虽然无聊又烦琐，却是踏踏实实的生活。

    《亚罗》虽说是报社旗下的杂志，但规模还没有大到会让银行摆在大厅。在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特辑时，我们不会去征求国际政治学者的意见，只关心这对国内的物价和汇率的影响；在讨论自卫队出兵的问题时，会打出“征兵制复活了？”等夸张的标题，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总之，我们杂志的主题就是：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事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

    不同于报社，杂志记者没有严格的“负责路线”。但毕竟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在采访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所以也就根据每个人“大致的专长”来分工。

    我在报社时就隶属社会组，和警方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当时《亚罗》的主编需要能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所以我基本上都是跑这一条线。看起来最风光，也是最能混水摸鱼的。

    无奈的是编辑部人手不足，有时也会被抓去临时负责其他的报道或是某个专栏。在下水道事件的十天后，又因为这种情况，我必须和一名年轻摄影师一起去银座四丁目一家时髦的咖啡店。我们要采访“反对选美，抗议性商品化的妇女会”代表，虽然采访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