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她的家庭而言，情况则正好相反。听到对自己妻子的品行说三道四的A的丈夫向理事会提出严正抗议，他认为这是恶意妨害调查工作，是对协助调查的住户的不正当迫害。这个时候，采访合作派(也叫欢迎派)和采访拒绝派的对立非常严重，A夫妇对理事会的抗议也成了互相指责的一个内容了。

    管理组织理事会感到左右为难，将目前的混乱说成“妨害调查工作”是有点言重了。当然，只有在A的目击证言被证明是胡说八道的时候，才能适用这个词。作为理事会，也没有理由挺身而出去阻止对A品行的议论吧。

    部分私营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播出了A的目击证言，以此为契机，开始有人提出二零二五室的“一家四口”的关系是不是不正常的？不断地有记者来采访A，对于共同住在二零二五室的中年妇女和年轻男人，东塔楼的其他住户中也有人作证说“看到他们是男女关系的一些事情”。

    关于这件事，搜查本部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可靠的消息，对于二零二五室的人的身份有点线索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家人也许就不会再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当这三个人的身份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他们又重新看了看在首都圈内提出的寻人申请，另外还有许多打给搜查本部的咨询电话，问“也许是我的儿子”或者“会不会是我的妻子”等等。可是，如果有消息说二零二五室扮演占房人的四个人之间有着外人难以想像的不正常关系，那些有线索的家庭因为顾忌到社会舆论，可能就不会再说了。

    搜查本部在确定砂川信夫身份后的一个星期，向社会公开了另外三个人的身高、体重和推测的年龄等相关情况。因为这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照片，所以搜查本部还公布了他们的画像。另外，搜查本部还设置了专门的窗口和电话，向民众征集有老情况。而且，他们还根据二零二五室里的遗留物品、室内的情况以及早川董事长和小丝夫妇的证言，对以砂川信夫为户主的这一家四口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推测，对民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说明。这些都是为了可能会说出姓名的真正的家人所处心积虑的办法。最终，这种办法多少能起到调和其他不负责任的猜测或推测(也可以说是妄想和捏造)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也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为了说明千住北新城证言的错综复杂、不符合案情的第二个例子，我们必须先回忆一些内容。

    案发当晚，警察局共收到来自千住北新城的两次报警。最早在西塔楼下面发现年轻男人尸体的一二二五室的住户佐藤义男和管理员佐野感觉非常不好，这是其中一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非常恐怖。”佐藤义男说。

    这两次报警，一次是按佐野的指挥，中楼管理员的妻子岛崎房江打的报警电话。而在这之前约九分钟，有一位女性也向警察局报警。

    她只是告诉了千住北新城的名字，没有说出报案者的姓名和住址就把电话挂断了。在这次报警中，这个女性说：“有人因为吵架而受伤倒地了，好几个人正在殴打一个人，我看见有一个男人从现场逃了出去。”

    现在已经无法调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而且好像是用手机打的。因为当晚正在下着暴雨，千住北新城的院子里和绿地上一般不会有人，这个报警电话绝不是在开玩笑。要说有什么根据的话，这个女性可能就是千住北新城的住户，而且打电话的时候，她应该在屋里。因为即使是在接听电话的通讯指挥室，这个女性的电话声音也非常小，昕不太清楚，不过电话里却听不到刮风下雨的声音。

    而实际所发生的案件和这位女性的报警内容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确实让人联想到这个报警电话是不是在开玩笑。不过，如果这是故意编造的假话，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她是想把现场搞乱，妨碍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