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图书馆，按理说现在这个时间是不开放的，可能是政策上有变动吧，毕竟时间过了这么久。

    我走在整齐的书架中，漫无目的地看着一本本书籍，顺手挑了一本唐诗选集，坐在了小板凳上，找到几段认为写得很好的句子，细声读了起来，图书管理员正在对着窗外发痴。

    后来在二楼碰到了数学老师，不禁想起了那个在21点上算牌的高手，当下一种仰慕之情如钱塘江的潮水奔腾了好一阵，跟她打了个招呼，询问了一些近况，顺便打听到了一些离散多年的同学们的消息。

    她将我带到了教师宿舍，在那个装满了各式各样书籍的书柜中找了好一阵，翻出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有三个同学没有被记录在里边，其中一个是我，一个是熏子，另一个听说是死了爹妈才没有再读的。

    我突然想，如果老师们知道我走上了这么一条道，他们应该作何反应？大多会表示惋惜吧，没能培养出人才，反倒带出了个危害公共安全的罪犯。

    据她说，我们那批学生中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也算是破了建校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后来又说这个纪录在往后的几年里连续被刷新了，在这时候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失落，为人师，当然以学生的学业作为评判标杆。想来这还真是一所学生干劲十足，老师怏怏不悦的学校。

    芬是那批学生中为数不多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其实我连什么是重点大学都没概念，还有什么一本二本的，我原本还以为是发一个毕业证还是俩毕业证来着。

    为了获取情报而锻炼出来的套话也派上了用场，和数学老师聊得很投机。其实聊天的秘密在于听和旁敲侧击地获得信息以及不时给予他人适当的夸奖，后来老师还一个劲邀请我去和她共进午餐，我推说已经答应了校长的邀请。

    逛了半天也怪累的，我就想直接回去了，无奈又碰到语文老师。那个时候，对我最待见的算是语文老师了。当年语文成绩还不错，课间也经常回答他的提问，几年不见，他脸上又多了些沧桑，但眼睛依然很有神韵。

    我与他一起坐到了一棵树下，享受着几许清风带来的凉爽。

    “在你们那么大的时候，老师也是满腔热血没地儿洒啊。现在老了，理想早就被现实磨得粉碎。所以啊，你们尽管出去了，只要不干坏事，就不会让人生留下遗憾。”老师说。

    “那老师你说，走了岔道干正事怎么算呢？”

    “只要心里有杆秤，将自己的想法贯彻始终，又不太违背社会道德观念，走哪条道其实不重要。这也就是我和你坐在这里讲，要是站着，老师也不能这么说，社会很现实，可故事总得有人听啊。通过书本来向大家灌输正确的社会道德观，没有什么方法能比这更好的。”

    “可当大家发现书本里的故事与现实中的生活相差甚远，甚至完全不是一码事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是原本心中坚定不移的信念会产生动摇，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去验证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答案往往符合他的设想，如此一来，教育、学校、老师，那些原本神圣令人尊崇的体系，将会成为尴尬的存在。”我很认真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律的，一旦开放的尺度大了，带来的后果远远比现在严重。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历练，获得独一无二的眼睛，用独到的见解，审视社会。也有一些人直到老死也不曾怀疑过故事的真假，他们不懂，可他们很幸福。”他也很认真地分析，“咱们不聊这个没有正确答案的多选题，对了，徐子勋去哪儿了？”

    “他应该是去了深圳，我这次回来也主要是冲着他，等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就去他那里看望一下他。”

    我俩聊了很久，一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与他挥手作别，他也一样邀请我去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