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却是严刑峻法。

    现在的南乡已决定和那些杀人犯背后的冤魂站在同一边，他已认定“严惩犯罪者”便是自己应做的事。只要想到被害者，他就会认为“报复论”才是不容置疑的公理正义。

    从此以后，南乡便完全按“管理行刑制度”的规定行事。当他通过“中等科”考试并进修一段时间后，官阶就升为“看守组长”。上司对他评价颇高，于是便让他转调至东京看守所。

    他就是在那时尝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亲手处决犯人”的滋味。

    那看守所位于东京的“小菅”。当时南乡才二十五岁，在此当官自然是得意洋洋。他已发现：刑务官的世界是一种阶级社会，上司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因此他决心力争上游，爬上高位。他知道：若不当高官，将一事无成。

    此时的南乡依然以推行“管理行刑制度”为己任。关在此地的，则全都是一些所谓“毫无悔意，罪无可逭”的死刑犯。

    死刑犯并非被囚禁于监狱，而是被关在看守所内。在死刑判决确定之前称“未决囚”，之后则叫“确定囚”。他们被集中在同一区，受到严密监控，囚号末尾均为零。东京看守所“新四舍”的二楼就是死囚牢房，通称“零号区”。

    那时南乡已当了六年的刑务官，但对死刑并未深入了解，还跟普通人一样，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他上任不久，一位保安课员便带他去“零号区”视察。来到走廊时，那人低声向他说：“就要进入零号区了，请注意，脚步要尽量放轻，最好不要发出声音，而且绝对不可在牢门前停下脚步。”

    “这是为什么？”

    “有些囚犯会以为那是要来押他上刑场的，结果就歇斯底里大吵大闹。”视察完毕，回到办公室后，这位同事讲了一个实际上发生过的恐怖故事给南乡听：一狱卒欲至一死囚之牢房办事，不巧是在上午九点多去的，那刚好是押人上刑场的时间。狱卒于牢门外呼叫，却无应门声，内心起疑，便从窥视窗望进去，竟发现那死囚已晕厥在地，大小便皆失禁。几天后，此牢房之“呼叫器”往上升——呼叫器是块木牌，连接至牢房内，囚犯若有事，只需拉动握柄，走廊上的木牌即往上升，狱卒便知囚犯在呼叫——那狱卒便走到牢房门口，从窥视窗望进去，不料那囚犯竟从里面以手指戳瞎了狱卒的眼睛。

    “死囚均处于所谓的‘极限状态’。”那同事解释道：“不明此理则无法妥善对待。”南乡口服心不服。他仍记着运动会时的景况，那些杀人犯大啖肉包时的嘴脸令他愤愤不平。其中有一个，他印象特别深，那人虽然杀过人，却只被判十五年徒刑。现在这死牢中的，必定都是比那人更坏、更残暴的坏蛋，有什么值得同情的？这是南乡内心的感想。

    一个星期后，南乡和那位同事去附近散步，见到树林中有一栋乳白色的小屋。那屋子的外形很像一般森林公园中的管理站。

    南乡随口问：“那是什么？”

    同事回答：“是刑场。”

    南乡立即驻足观看。那屋子外观相当雅致，但铁门十分厚重，显得很不搭调。

    南乡忽然害怕起来，心想：我会不会被派去处决犯人呢？行刑那一刻，此屋中究竟是何景象？

    当天他下班回宿舍后立刻去找资料，他想了解狱方如何对待死囚。但其中有关“行刑步骤”的部分却始终找不到答案，那些前辈也都不肯告诉他，每人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一触及此问题就三缄其口。其实，有亲手行刑经验的刑务官本来就只占极少数。

    南乡记得在千叶监狱时曾听一名老狱卒说：“死神必在黄昏出现，祂驾着黑车停于大门前，黄昏若有黑车来，绝对会有人魂飞魄散。”当时南乡根本就听不懂，如今才想到这段话可能跟处决步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