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果，这些是让她带回家里去的。因为伊凉告诉我，前几天女教师的母亲为了哄哭哭啼啼的芦雅，竟舍得把家里养的乌鸡宰了给她做好吃的。这位山村里的彝族老妇女，又一次让我感觉到，在这片土地上，她所具有着的母性光辉，偶尔撒在我这游子般的心间，是如此恩典般的温暖。

    到了夜里，我胡乱编造了一个在山里被群狼围追堵截的故事，哄睡了芦雅之后，便借着蜡烛开始细细检查从拜菌匠身上搜来的物件。

    拜菌匠的口袋里，有一个破旧的褐色笔记本，里面记载了密密麻麻的泰文。我先翻到最后一页，只见上面写道：“这次的山路极为艰险，临近中越边境时，由于越南地域面积较小，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干掉一组巡查兵，保证驮队顺利进入了中国境内。一切的担心，似乎在领路人的精明下远去；只在第三天的时候，遇到两名入山打猎的山民，虽然他们无辜，但我们不想冒险。驮队的前任队长告诉我，在云南的大山里偷偷行进，若是撞见了边防战士，就只能用枪对话，不留一个活口。等走出了这片茫茫大山，步入有霓虹楼宇的地方，相对就简单了，马背上的箱子里，装着令那些一身恶臭和铜臭的官僚主义者们期待的东西，他们甚至还担心我们闯过不这片大山而来。我一直很矛盾，因为我觉得，这种交易来的“通融”，对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是一种侮辱。可是我现在，只能陪着一群臭虫们赶路。”

    读到这里，我略有所思，拜菌匠这个家伙的日志，似乎根本不把执行过的任务内容写进笔记，他也在提防着自己死后留下不该有的讯息。从这本笔记里面，我丝毫看不到他和两名副手夹在contraband驮队里的目的何在。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了南非的楠吉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