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打过多少拳。彩姐则是一声不吭的跟着我，她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此刻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到了厚慈街，胡宗仁吵着说他饿了，要吃东西，我白了他一眼说你想不想吃我的鼻屎。司徒说，现在才10点多钟你这时候吃什么饭呀，抓紧时间，咱们再走到较场口去，一边走一边核对下我们之前标注的位置是不是正确。于是我们一行人又开始由下至上的爬到了坡顶，不过这次就快得多了，我也在路上反复核对每根灯柱的位置，因为这可能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线索。到了较场口以后，司徒带着我们去吃了眼镜面。这是一家犀利无比的面馆，据说店老板是戴眼镜的两兄弟，所以就叫做眼镜面。我是个对面食极其钟爱的人，在到处都是美味面条的重庆，眼镜面的味道却让我觉得非常霸道。吃完后我们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拿着我之前画的那张图纸，反复计算着任何一种可能性。

    十八梯上的路灯比较奇怪，通常路灯都是修在道路两侧的，而这里却时不时有路灯修在了小径的入口处，造成两个路灯柱子紧邻的现象。司徒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当年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那几年，重庆老城里的人民死了很多，如果说重庆大轰炸遗址那个防空洞里闷死了数万人的话，那那些还没来得及躲进洞里，或是还在家里听到空袭警报就逃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死在了逃亡的路上。日本飞机丢下的炸弹，让当时的渝中人民饱受摧残。十八梯则是作为一个被轰炸得极为严重的区域，而且死亡人数非常多。司徒告诉我们，因为十八梯的路一直都这么窄小，而且距离平路相对遥远，轰炸机来的时候，光是跑到平坦的地方都要花不少时间，这当中还不考虑体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尤其是住在十八梯的手工匠人和贫民，不少都横尸在梯坎上。司徒顿了顿说，你们还记得当时有一年搞防空演习的时候，电视里反复滚动播出的那些黑白照片吗？那些就是在十八梯拍摄的，是一个德国记者照的，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日本人的飞机一来，谁都逃不了。

    说到这里，胡宗仁再一次完美的展示了他的愤青本质，他狠狠一拍桌子，站起身来义愤填膺地大声说道：“可恨的小日本鬼子！”引起周围邻座的人诧异的眼神，我们四个都觉得挺丢人的，于是默默低下了头，看着自己吃剩的面碗。

    司徒接着说，后来日本人打跑了，蒋介石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见个面开个会，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还不是各自党派的最高领袖，第二次见面才是，这就是有名的重庆谈判，不过谈判进行得非常没有内涵，蒋介石表面上对毛主席的要求表示默认，私下里却派遣特务在重庆制造一些事端，因为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当时蒋介石在对抗日本的事情上，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在陪都时期，重庆人民对于蒋公大部分的情感还是在爱戴，因为他至少是在保护这满城的百姓。正是因为那些年蒋介石在重庆的威望树立的比较高，所以当这些被蒋介石自己制造的事端出现了以后，很多老百姓就把祸根归结到了毛主席的身上，当时的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立场虽然偏向于毛主席，因为只有毛主席所争取的多党共治得以实现后，民盟人士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参一脚。不过在做法上，张澜却迟迟在等着双方各自的表态。虽然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很快变成一张废纸。司徒转头问胡宗仁，你这莽夫，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协定签订后没多久，这一代发生了什么事？胡宗仁摇摇头。司徒哼的冷笑了一声，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没文化真可怕。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司徒也渐渐学得跟我一样坏，喜欢戏弄和打击胡宗仁了。彩姐这时候插话了，她说是不是那个较场口血案？司徒点点头，果然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

    司徒说，当时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国共谈判，重庆的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在较场口一带搭建了很多戏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