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陈超从混沌之中醒来，仿佛还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区已经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而各大媒体已如初夏鸣蝉一般喋喋不休。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就算是为了于光明和晓红，他也得做点儿什么。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在那位牢骚满腹的廖队长面前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而在看过同事们查到的线索后，陈超觉得自己很难比他们取得更多进展，至少在现在这种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下是如此。论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办案与写论文类似，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找到灵感。

    想到这里，陈超嘴里一阵发苦，于是他决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与那位中国服饰史权威沈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诗人，主要创作后来很流行的意象派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谋了个差事，公开声明说自己曾经创作的诗歌都是糟粕，随后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如道家所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由于他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身份居然没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发现，从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携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卓越建树，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国际知名权威学者”。此时的文坛充斥着各种新生面孔，已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经在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会面中谈到这位沈老先生，陈超大概也记不得他了。那位汉学家对沈文昌早年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陈超对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诗印象深刻：

    怀孕了，他妻子因为将诞生的孩子充满幸福，

    这会是一个上海孩子，

    她想，轻抚乳房上绽现的淡青色经脉，仿佛像——

    他多年前离开的那天，

    故乡的山峦映衬着白云，他的老祖母，

    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赶出来，把一团土塞进他手里，欷歔说：

    “这——（一条残缺的蚯蚓正从土块中蠕动出来）会给你带来好运。”

    作为作家协会的执行会员，陈超将这首诗记下，收进了再版的《沈文昌诗集》中。再版这部诗集并不容易。沈老先生不愿提及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那些出版单位因害怕经济损失也有所犹豫。不过最终诗集还是得以再版，成了弥漫于这座城市的集体怀旧情绪中的一部分。能够重新发掘出这样一位属于旧时代的诗歌天才，人们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撰文称，美国意象派诗人们得益于中国古典诗词；而同样被称做意象派诗人的沈文昌，事实上是在恢复古代诗歌创作传统。这篇评论文章得到许多新民族主义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诗集因此销量大增。

    陈超掏出电话本，拨通了沈文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请求。不过我得亲眼看看那些旗袍。”

    “没问题。不过我今天不在局里，您跟于光明警官或者廖国昌警官说就行了。他俩都会给您看那些旗袍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将沈文昌要去局里的事通知了于光明。不出所料，于光明对于这意想不到的帮助很是开心，他向陈超保证一定会让沈老先生亲自验看旗袍。说完这些，陈超补充道：“对了，佩琴记性真不错。说是有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要捎给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从电影里找线索。”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