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过他，他说，当年有一张关于穿旗袍女人的获奖摄影作品，后来那张照片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陈超拿笔记下了号码，说道：“王主席，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挂断电话，他又掏出一张钞票，塞进了寺门口的功德箱。接下来他拨通了熊明的电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陈超直奔主题：“熊先生，听王主席说，您对一张关于旗袍女子的受争议摄影作品很了解。您编纂了一部集合此类作品的辞典，是吗？”

    “没错，”熊明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艺作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你该记得那部叫《早春二月》的电影吧？”

    “是的，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那部电影曾遭禁。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抽屉里偷偷藏过女主角的照片呢。”

    “那部电影受争议是因为女主角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张旗袍女子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熊明说道。

    “关于那张照片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相片中人物的旗袍是红色的吗？”陈超问道。

    “相片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身穿一件精致的旗袍。身边是她的儿子，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小男孩儿牵着母亲的手，指着远处。照片标题是《妈妈，咱们去那儿吧》。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私家庭院。因为是黑白照片，所以我也说不准那旗袍是什么颜色。但看得出来，旗袍的做工真的很精致。”

    “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引起争议呢？”陈超有些不解，“又不是电影，也没有情节。”

    “陈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吧，”熊明说道，“在那个时代，优秀女性的典型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或者女民兵什么的吧？她们一般都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旗袍照片肯定会受争议，更何况它还得了全国大奖。”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有人认为照片里的那位穿着旗袍的母亲，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其次，作为照片背景的私人园林也不符合当时的价值取向。”

    “您能说得更详细点儿吗？”陈超问道。

    “不好意思啊，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那张照片不在我手头上。不过你肯定能找到。它好像是发表在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当时国内就这么一家画刊。”

    “谢谢您，熊先生。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

    陈超决定去图书馆查找那张照片。

    在苏苏的帮助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他就找到了那期《中国画报》。而通常查找这么一本六十年代的杂志起码要一个多小时。

    正如熊明所说，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上那名女子面容姣好，身穿旗袍。从照片上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可以确定绝不是浅色。

    女子赤脚站在一个园子里，身后是一条涓涓小溪。她也许刚在溪水中洗过脚。站在一边的男孩儿牵着她的手，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他戴着红领巾，应该是个少先队员。除此之外画面中再无旁人。

    陈超向苏苏借了放大镜，细细观察着旗袍的细节。

    照片上女子身穿的旗袍与红旗袍案中死者所穿着的款式完全相同，同样是短袖和低开衩设计，甚至连衣服上的盘扣都一模一样。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子的旗袍穿得很整齐，没有破损，所有的扣子也都系得很好。她的确也光着脚，但是单从画面上看，却像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照片拍摄者名叫孔建军。从文字介绍中，陈超得知这个孔建军也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