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快回来了，”向子龙把唱片重新放回书架，“她有点小心眼儿。”

    “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梅老师的儿子，他后来怎样了？”

    “关于那条反革命标语他们啥都没查出来。总之那孩子后来成了孤儿，跟亲戚住在一起。我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好像上大学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学吗？”

    “不知道，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都已经是几年前了。不过如果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话我可以打几个电话问问。”

    “可以吗？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陈队长，别这么说。终于有一位警官愿意为梅老师做点什么了，该说谢谢的是我。”向子龙诚恳地说道，“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们的调查结束后，能帮我复制一份那套照片吗？”

    “没问题，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给您。”

    “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向子龙说道，“哦，对了，去她邻居那里也许能打听到些什么。”

    “您有她当年的住址吗？”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个老洋房吧，离宝庆路不远，你去问问就知道了。现在那儿已经被改成一家饭店了。我去过一次，手上有一张他们的名片，”说着，向子龙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超，“喏，就这个，老洋房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