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家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免了被批斗。梅老师三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丈夫被当成英国间谍隔离审查了，因为他偷偷听英文广播。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别人强占了，梅老师孤儿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从前用人住的阁楼上。”

    “没人帮梅老师母子说话吗？都眼睁睁看着？”陈超问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非常荒谬。‘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们从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赶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话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来，革命就是从富人那里抢东西。”

    “是的。我记得。当年红卫兵们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断您了，请您继续说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围墙上不知怎么被人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其实那‘标语’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是‘打倒’，一个词是‘毛主席’。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因为是写在明府围墙上的，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个大宅子里的人身上。由于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怀疑的焦点最终落到了梅老师母子，特别是她儿子身上。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片警又能怎么办？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下午她儿子突然就被释放了，据说是没查到他写那些反革命标语的证据。还有就是他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发了高烧，当值的守卫不想担责任。于是他就回家了。据说他刚一推开家门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接着梅老师光着身子就追出来了，结果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场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他妈妈摔下楼梯，反正就是像疯了一样一直跑，不回头。一直跑回他被关的那个小黑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范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陈超说道，“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你问过明府内外的住户吗？”

    “当然问了，我找了好几个人了解情况呢，”老范说道，“特别是住在旁边房子里的老张，那天下午他刚好下夜班在家睡觉呢。他听见一声尖叫之后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师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叫儿子的名字。老张没看到梅老师的儿子，还以为她做噩梦吓着了。他本想去拦住梅老师问个究竟，可心里又害怕。因为如果让他那个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见他和一个裸体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老张最后还是没敢出门。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梅老师已经摔死了。她儿子连着病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后来有些好心邻居送他去了医院。那孩子出院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他那时候还挺小的，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什么都没问，估计是知道问了也没用。”

    “当时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梅老师的死展开调查了吗？”陈超插话道。

    “没有，当时像梅老师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没人过问的。居委会的结论就是意外死亡。我试着跟梅老师的儿子交流，可他什么也不肯说。”

    说到这里，老范叹了口气，把最后一块馍丢进碗里，搓了搓手。

    老范的描述让陈超对梅老师的死亡过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但其中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新线索。

    陈超感觉到老范的话里有所保留。像他这样的老警察，知道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