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转向贾铭，说道：“贾先生，说句实话，今晚实在不适合讲故事，更不适合吃大餐。”

    “您的意思是冬至应该与家人团聚吧。”

    “首先我感谢您为我填充了故事里的那些漏洞，”陈超说道，“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您之前说是要讲个故事的。当然我也明白这故事里可能涉及一些别的东西，可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红色旗袍连环杀人案上来了？！”

    “咱们不用再遮遮掩掩的了。贾先生，你就是我所讲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也是红色旗袍案的凶手。”

    “陈队长，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你的小说，但这样的指控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您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

    “证据早晚会有的，但说句实话现在它们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即便没有证据，凶手早晚也会开口的。”

    “凭什么？我觉得您真的有些走火入魔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我觉得您根本就不能把故事里写的这些情节诉诸真实的法律程序，”贾铭依然竭力保持着镇定，摆出一副旁观者的架势，“如果您真有那份自信，早就不写小说，改写结案报告了。”

    “你提到了‘小说’这个词。我倒要提醒你，这还是一部纪实文学。如今纪实文学更受欢迎。”

    “你所说的‘纪实文学’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篇关于梅老师母子的真实故事，这座老洋房见证了这故事中提到的一切。这样的故事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我甚至暂时都不用提及红旗袍案的事，只要随便点上几笔，这本小说的销量就肯定会很不错。”

    “难道为了书的销量，你就这样自甘堕落吗？”

    “我要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剧以及它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作为一名警察和一位作家，我不觉得这有什么自甘堕落的。如果这书的销量不错，我会把所有的稿费和版税收入捐给南京的一家私人‘文革’博物馆。”

    “你可别忘了，写纪实文学也许会因为诽谤而惹上官司。”

    “我是一名警察，我以警察的方式创作。我所写的细节都是以事实证据为基础的，干吗要担心惹上官司？这本书一定会引起公众的关注，还会吸引很多记者，他们会仔细分析书中所有与红旗袍案有关的内容的，别指望他们遗漏细节。另外，除了文字，我还有一些吸引眼球的东西呢。”

    “你到底还有些什么底牌没亮出来？”贾铭问道。

    “还记得我在电话里跟你提到的那些照片吗？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忘了早点儿拿出来给你看。当时那个摄影师用了四五卷胶片，对吧？我会把它们全部发表出去的。”说完，陈超拿出照片，摊在桌上。

    看上去贾铭用尽了全部意志力才忍住没去碰桌上的照片。他装做漠不关心地瞟了一眼，淡淡地说道：“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些什么照片。当然，是否发表它们，是您的权利。”

    “其实这权利不在我，而在那位摄影师的遗孀。对于一个生活困苦的老妇人来说，发表这些照片换点稿酬，对她维持生计也能有点儿帮助。”陈超舀了一勺汤，然后再次拿起那本《中国画报》，“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想到的是《奥赛罗》里的一段话：‘要是我现在死去，那才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怕我的灵魂已经尝到了无上的欢乐，此生此世，再也不会有同样令人欣喜的事情了。’怎么样，挺荒谬的吧？不过我后来渐渐理解了你给每个受害者都穿上红色旗袍的原因。你要记住母亲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那同时也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公正地说，你杀人的那一刻，或许也想让那些受害者们体验那种幸福和美丽吧。

    “所以我会作出暗示，让人们注意到这些照片与红色旗袍杀人事件之间存在联系。有几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