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把我一起烧掉。”现在，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纳粹连同他一起烧掉的机会来临了。

    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就在这种形势下解散了。成员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的决议只有一个：大家尽可能地逃走。

    但弗洛伊德这个桀骜不驯的老人死活不愿离开维也纳，他的尊严无法使他屈服在纳粹的枪口下。直到他最钟爱的女儿安娜被纳粹党卫军逮捕，后来虽然脱险，但这件事深深震动了弗洛伊德，他说：“如果我失去安娜，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对女儿的爱终于使他下决心移民。

    他对儿子说：“一是看到你们都平安；二是死于自由。”

    但是弗洛伊德想要逃走却没那么容易，他太著名了，是纳粹手里的一张好牌，他艰难的流亡过程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挚友拿破仑三世的夫人波拿巴王妃亲自飞赴维也纳为弗洛伊德流亡上下奔走，美国驻法国大使布利特、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威利也积极活动，希望纳粹能够对这个八十二岁的精神分析鼻祖网开一面。但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一心想把弗洛伊德和所有的精神分析师关进监狱，他甚至和纳粹元帅戈林以及德国外交部产生争执。直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命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尔逊出面斡旋，然后弗洛伊德的病人请求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直接请求希特勒，纳粹让弗洛伊德支付了“逃亡税”后，才勉强放行。

    临行前，党卫军要求弗洛伊德在一份声明文件上签字，证明德国当局和党卫军对他以礼相待，照顾周到。弗洛伊德签字后，竟然桀骜不驯地在文件末尾写上了一句话：“我可以对任何人高度赞扬盖世太保。”狠狠发泄了一通被逼流亡的闷气。所幸党卫军的军官没有品味出其中的挖苦讽刺味儿。

    1938年6月6日，弗洛伊德全家经巴黎来到英国伦敦，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亲自送来了他们的圣书签名簿来弗洛伊德的住处请他签名，弗洛伊德在英国国王和牛顿、达尔文的名字后签下了自己名字。

    但是第二年，八十三岁的弗洛伊德上颚癌越来越严重，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用药物来镇痛，直到溃烂的癌症伤口发出恶臭，让家里的小狗都不敢靠近他，弗洛伊德知道：终点来临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一丝一毫的不光彩，曾经，他用一种严厉的训诫控制他那些门徒的研究方向，如今，他也要控制自己的生命。

    他至死都不愿意放弃对命运的操控权。

    早在十年前，弗洛伊德接纳苏尔成为他的私人医生时，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详细探讨了弗洛伊德的上颚癌，然后弗洛伊德说：“请你答应我，必要关头，不要让我接受不必要的折磨。”苏尔答应了，两人握手为凭。

    1939年9月21日，时候到了。弗洛伊德趁着清醒的状态，问他的私人医生苏尔：“苏尔，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苏尔表示自己没有忘记承诺。弗洛伊德松了口气，说：“谢谢你。跟安娜谈一下，咱们做个了结吧！”

    安娜尊重了弗洛伊德的选择。苏尔为弗洛伊德注射了三十毫克的吗啡（镇定病人的正常剂量是两毫克），弗洛伊德酣然入睡，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23日凌晨，心脏停止了跳动。

    四十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里好奇地问：“当一个人再也无法思考或者言语时，该怎么办？”十年前，他和苏尔约定了答案。

    钟博士讲得异常舒缓、优美，甚至还带有那么一点点诗意，但杜若却听得浑身发冷，阵阵恐惧。她紧张地握着郎周的手：“钟博士，为什么……为什么苏尔和苏儿这个名字如此相似？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早已经安排好的？”

    钟博士叹了口气，问郎周：“你说呢？”

    郎周爱怜地望着杜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父亲早已经安排好的。他能够把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