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说：“我前一段打包收来了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小说的手抄本，我看字迹还不错，就扔在这里了。”

    虽然日记本一看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放在这古玩市场上，显然还不够资格，估计是这小贩比较财迷，宁滥毋缺，生怕万一是什么名人的作品。

    我翻开日记本的扉页，上面的几个字让我暗暗吃惊：青藏高原、柴达木、白公山，和我收到的包裹里的地图上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我按捺住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科考队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有责任把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写出来……

    我没再往下看，装作不在意地合上日记本，漫不经心地问道：“这玩意儿要多少钱？”

    小贩似乎看出了我想要，犹豫了一下说：“五十吧，其实这小说写得不错。”

    我知道这东西可能躺了很久都无人问津，五十已经是他心目中的高价了。我从钱包里掏出钱，递给他：“他这小说写了多少？”

    小贩呵呵地笑道：“我哪有时间看这东西，只是看了一丁点儿。”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写得不错？”说着我从他还没有收回去的钱里又抽回来两张。

    回到家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了。我做的一切似乎都在受着别人的指引，确切地说，更像是别人的安排。我又拿起那张字条看了看，这两天发生的一切让我觉得这字条正是为我所写。难道这个包裹真的就是寄给我的？可是寄给我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拿起日记本，翻开，仔细地看着里面的内容：

    科考队就剩下我自己了，我有责任把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写出来。

    科考队一共九个人，而我是里面唯一的机械工程师。为什么选我进队，我一点儿也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要去做什么都不知道。组织一开始找我谈话时，告诫过我，要做到不打听、不泄密，要把整个科考过程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抓。但是现在那另外八个队员都离奇地死了，而我恐怕也出不去这个地方了，我只能写下我所经历的整个过程。如果幸运的话，等到下一批科考队员发现，或许能揭开整个事件的谜底。

    我被选入科考队是在1989年8月，入队之后，只经过简单的野外生存培训和一个多月的体能训练。之后，我们这支不知道隶属于哪里的科考队就出发了。

    科考队成员的组成横跨各个专业，队长刘建国，是个生物学家，四十岁，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日里不苟言笑，我们都喊他老刘。

    副队长赵秉义，地质学家，三十多岁。

    成员：岳丛林，三十多岁，曾经在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地质部队服役，后转入地质研究所工作。

    程劲松，三十多岁，物理学家。

    刘飞和张国斌是两个二十多岁的解放军战士，主要负责保护我们全体科考人员的安全。虽然我们出发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看他俩身上荷枪实弹的就感觉到此行的凶险。

    剩下的两个人是让人感到神秘的：一个叫武成，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另一个叫苏红梅，年近四十，是我们队里唯一的女性。她是什么专业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所以有人对老刘提出，队伍里有个女的会很不方便。但是老刘非常认真地讲出了两点：第一，这支队伍里不能没有她；第二，人家也不愿意来，是上级领导反复做思想工作才把人家给请来的。

    我们一行人经过几天的长途奔波，终于在一个叫德令哈市的地方下了车。看到路牌，我们才知道已经到了青海境内。此时队中已经有人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在一家条件简陋的宾馆内，老刘对我们说出了这次科考的目的地。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白公山，位于青海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