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万和魁玉几次含糊的上奏，不仅让慈禧和同治不满意，也不能让朝中大臣王公服气。一时间有关马新贻一案的议奏如雪片般纷纷落到御案上来。

    给事中王书瑞奏道：“总督遇害，封疆大吏人人自危，其中必有牵掣窒疑之处，朝廷应增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此案稍有隐饰。”

    安徽巡抚英翰也上奏道：“请皇上严诘主使之人，以遏制其进一步的阴谋。”

    给事中刘秉厚奏劾：“派审之员去江宁日久，到目前尚无端绪，凭任该犯游供，含混拟结。”

    这样的奏折，慈禧与同治十五日内，接了不下百封，也深感其案重大。到了九月，清廷再下谕令：“惟以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可以推断，决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现在该犯尚无确实口供，亟须彻底根究。著刑部尚书郑敦谨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不得稍有含混。”清廷对张之万和魁玉这两天的所作所为也以越来越严厉的口气申斥道：“现已五旬之久，尚未据将审出实情具奏，此案关系重大，岂可日久稽延！”

    其时，曾国藩已经改派为两江总督，只是他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固辞两江总督。折子上说：本年三月以来，衰病日甚，目病已深，恳请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俟天津教案之事奏结之后，再请开掉臣大学士之缺。慈禧哪里会放过他，一面给这个“中兴名臣”戴了顶高帽子，一面坚决不让他辞官。下懿旨道：“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甚重，曾国藩老成宿望。以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在虽然目疾尚未痊愈，但两江若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上谕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有病也必须去。接着上谕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张兆栋升授漕运总督。

    曾国藩在十月初的时候离开京师，向江宁而去。因为身体不太好，多走水路，即便在陆路上，也不敢颠簸，所以走的慢了。曾国藩倒也不急于赶到江宁，因为他与张之万有同样的顾虑，但他却不能象张之万那样从容脱身。因此，他需要在路上好好谋划一下；也趁此机会静观江宁刺马案事态发展，再作定夺。

    刑部尚书郑敦谨则恰恰相反，他比曾国藩要晚几天出京，但他在入宫向两宫皇太后请训之后，当日便装束就道，快马驰骋，以每日两百里的速度，直向江宁而去。只走了十五六天，就到了江宁城。倒比曾国藩早到多时。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此人十分有才，但官场蹭蹬，作了二三十年的四、五品官，直到同治年，才一路布政使、巡抚、河督的升上来。因他作中下级地方官的时间长，与百姓打交道的机会也多，凭着他清廉正直，勤政爱民的性子，竟得了一个郑青天的名声。在山东、河南、湖南等地，说郑敦谨三字，或者还有不知道的人。但一提郑青天的名字，却是妇孺皆知的。

    同治六年，郑敦谨擢升至左都御史。这是个正三品的官，但权利很大，是都察院的首领，为天子耳目，纠劾百官，同时控制言论，表达舆情，并有权参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这一年，捻军渡河进入山西，巡抚赵长龄、按察使陈湜因军纪败坏，扣发军饷，疏于操练，被捻军连连挫败。捻军在山西攻城夺镇，所向披靡。慈禧大怒，诏郑敦谨前往查处。赵长龄和陈湜都被革职充军，郑敦谨代理山西巡抚之后，捻军转入河南，山西至此平静。后来他又会同驻陕北总兵张曜，在河套将另一股捻军击败，自此名声大震。其铁面无私，雷厉风行的名声，立时传于朝野。这一回郑敦谨得了旨意，也期望能象在山西一样，痛快漓淋的将案子拿下。于是带着司员急急南下。身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