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办法。孙衣言却是个极有文采的人，有笔在手，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意思是张文祥彪悍狡猾，不用酷刑是无法得到实情的。必须查明实情，找出藏在其背后的叛臣贼子，用重典来惩治，这才能让天下怀二心者有所畏惧。但如今我虽然没有签字，主审官仍然匆匆结了案。我之所以奋力为马新贻力争，难道仅仅是为了他一人么？我是为了大清江山啊。

    孙衣言的文章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慈禧太后虽知道其中大有隐情，可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啊。斯人已作古，让他去吧，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也就够了。

    郑敦谨极爱惜自己声名，当年立志以夔、皋、伊尹为榜样，锐意进取，欲要陶铸人心，转移世风。如今却做下这种违背良心和本性的事，心情很糟糕。听说孙衣言为马新贻作的墓志铭后，更受刺激，决意离开政坛上的倾轧虞诈，不再涉足官场。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文祥正法，他悄悄的离开了江宁。

    郑敦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新任漕运总督张兆栋在清江将郑敦谨接到督府，劝他道：“老前辈圣眷优隆，老当益壮，着实还有一番桑榆晚景，何以忽有浩然归去之志？”

    郑敦谨苦笑道：“九陌红尘，目迷五色，我真的厌倦了。早归早好。如今还算走的晚了，若是早归一步，我的名声也不会被沾上这个污点。”

    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他，百般安慰，劝他回京赴任。朝廷也迭下谕旨，命其回京。他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郑敦谨的名声大，慈禧虽然对他半路扔顶戴的事不高兴，但不愿意为这事在朝野上下惹起口舌事非。她将对郑敦谨的怨气撒到了两位刑部郎中身上。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消失。六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于八月十九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曾国藩因将张文祥刺杀总督案办得天衣无缝，受到朝廷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

    第二年三月十二日，即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2岁。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赋闲在家的颜士璋后来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审案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但此日记已经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