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皂保转向两湖派，使案子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勘题拟奏全部改过，虽然验尸结果和判椟供状没有办法改动，但题奏用词却用心进行了修饰。其中，将“诱勒具结，罗织成狱”改为“虽系捏报，却属无心”；将“捏报擦洗银针”和“涂改尸状”改为“任听仵作草率相验”；将“非刑逼供、有违律法”改为“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等。

    不仅如此，又以关系朝廷的面子为由，只字不提各级官吏行贿受贿之事；杨乃武刑伤过重，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却说刑伤业已平复，并无伤筋折骨之情；又将有关刘锡彤之子刘子和的事全部隐去不报；对巡抚杨昌睿、钦差胡瑞澜也未提出参革。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日，这封经过修改的奏疏终于递了上去。皂保原以为按着他的奏疏，杨乃武案应当是马虎了事，涉案各官受到的处罚也不会过重。特别是杨昌睿，顶多也就是个革职留任罢了。但他没有想到，在两湖派频频行动的时候，浙江派也在谋划着最有力的一击。

    醇亲王奕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下了一剂猛药。

    二月十一日，天晴日朗，春风和畅，万里无云。刚刚散了早朝，左都御史广寿见时辰尚早，天气又好，便将自己的绿呢大轿打发了回去，带了几个从人一路步行向草帽儿胡同走去，打算找毓庆宫授读夏同善喝酒。刚走了一里多地，便有一顶蓝呢大轿从后面追过来。快到时落了轿，从里面钻出一个人，一边追一边喊：“广寿大人留步。”

    广寿回头看，见那人黑瘦脸，戴着暖帽，水晶顶戴熠熠闪烁，八蟒五爪袍子外套白鹇补服。正是刑部郎中浙江司郎中翁曾桂。翁曾桂紧跑了几步赶上广寿，顾不得行礼便悄声道：“不好了广大人，皂保不知怎的改了判语，重写了题奏，昨日已交到军机处。幸亏我叔父知道的早，他让我立刻找到您想办法。”

    广寿也是吃了一惊，道：“皂保怎么站到丁宝桢那边去了？难道他不知道这案子是冤的么？何苦要捞这个骂名。”想了一下又道：“这事除非是同王昕商议。王昕和皂保不同，不会首鼠两端，还算是个清正的官。”

    “他不过是御史，即便铁面无私，又有多大能量？”

    “你不要忘了，他同醇亲王的关系可不一般。眼下王昕又是太后跟前的红人，最知道太后脾气。从他那里必能找出些办法。虽然王昕只是个五品官，可比我主意要多咧。事不宜迟，你我现在就去他的府上。”

    王昕在府中接着了两个人，在书房中落坐之后，翁曾桂即把杨乃武一案遭皂保干预的事讲了，请王昕想个办法。王昕听罢，沉吟了一回道：“这事不难，只须去同醇王爷说好。我来将底本写就，醇亲王看过记下，今日申时就去面见老佛爷。不仅要讲此案中官官相护，有意瞻询的事，更要将地方官跋扈不羁，恐怕尾大不调的利害讲清，才能挽回局势。”

    三个人又商议了一会儿，因怕有聚议之嫌，只让王昕一人去西城太平湖东里醇亲王府。

    到了醇亲王府见了奕譞，王昕即将前情讲了，醇亲王马上让王昕动笔，立刻写了向慈禧太后劝谏的底本。也亏得王昕文思敏捷，又深谙慈禧的心理，劝谏之语写的直中要害，一针见血，其中有两句写道：“两宫垂帘，新皇登基，大臣倘有朋比之事，朝廷不无孤立之忧。”就是说两宫皇太后是女人，新皇帝是小孩，以两湖派为首的地方官这么做是不是瞧不上当今的这些中央当权者呢？其时太平军被灭不过八九年，虽经慈禧一再打压调度，在平灭太平军时发展起来的湘淮势力仍然在地方上特别是长江南北一带掌控着一定的实力，一直是慈禧的一块心病。王昕把这件普通的刑事案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娓娓劝谏，正中时弊，不由得慈禧不深加考虑。

    当日下午申时三刻的时候，醇亲王奕譞来到紫禁城递了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