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刚从青岛回到昆明，调度室飞行任务单就下来了，要机组赶在两小时前到达机场。

    我已经一个月没飞过了，因为三个月前，我的一个女战友在驼峰航线上失踪了。女战友叫杨宁，是青岛人，也是少数女飞行员之一。三个月前，杨宁和其他几架飞机一起从印度汀江出发，结果一直没飞到昆明。这事并不稀奇，好多战友都是这样的情况，飞着飞着忽然就没了，怪就怪驼峰航线上的天气太古怪了。

    杨宁曾和我一起去美国受训，关系比较亲近，她很早就拜托我，如果她出事了，那就请我替她回去跟她家人说明情况，并把她攒下的钱都带过去。三个月后，一直没有任何音信，我这才腾出时间去了一趟青岛，把杨宁嘱咐的事情办好。虽然路上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好歹把战友的遗愿完成了，也算是值得的。

    那晚，我一回来就接到了任务单，领完氧气面罩等物，以及履行了必要的手续后，被告知要去印度运一批货物。可能说出来都没人信，当晚同行的有一个是新人，根本没学过跳伞。我以前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都是边飞边摔，先上去然后再学。

    我是出了名的幸运儿，那时还安慰新人，不会也不要紧，没事的。可是，那晚日本的“零式机”竟然罕见地出动了，而且一来就是三架。我们吓得一身冷汗，这是头一回在晚上遇到“零式机”，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冒着黑夜，在几千米的高空上追击拼命地我们的C-47运输机。

    更让人意外的事，C-47运输机上也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我也似乎听到了死神的召唤声。

    我那晚的飞行任务是从昆明到印度的汀江，然后去加尔各答把物资运输回来。包括我在内，同行的飞机有14架，2架是美军的，12架是中国航空公司的。

    我驾驶的那架C-47运输机并不算最先进的，它是由DC-3客机改装的，最高只能飞到8000米左右。喜玛拉雅山几乎都是5000米以上的海拔，C-47很多时候都飞不到5000米。

    那次飞行中，我那架飞机上有五个人，分别为机长、副驾驶、报务员，还有两个额外的副驾驶。因为加尔各答那边出了点事，有两个副驾驶死了，所以才从这边调派两个过去，把那边的物资运到中国境内。

    机长是美国人，叫格雷，他和另外三个中国人是头一回见面，而另外三个中国人彼此间也不熟悉。另外两个副驾驶，一个叫张一城，挂了副张飞脸；另外一个叫胡亮，人长得特别英俊，以前是开客机的，和他飞过的空姐，都特别喜欢他。这三个副驾驶里，只有我最幸运，除了一些小惊险，基本没遇到过大麻烦。不像张一城和胡亮，每次飞出去，都是抱着回不来的心态。

    报务员叫韩小强，个子不高，虽然才30多岁，但已经有秃顶的迹象了。韩小强原来是地面报务员，这次人手不够，他就硬头皮上了。韩小强飞的次数不到两次，根本不会跳伞，起飞前还仔细地问我，跳伞到底怎么跳。

    飞机上的报务员非常重要，飞机起飞后，韩小强要把电台频率调到甚高频第四频道，整个飞越驼峰航线的过程中，他都要职守此频道，只要有敌机出现，就要通知其他飞机改线或者躲避。那晚，飞机起飞后，韩小强每隔几分钟就到后舱张望，以确定是不是有日本的“零式机”杀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怕“零式机”，这里就要引用一个资料了，方便让大家体会当时的恐惧感。

    “零式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生产年1939年是日本纪年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正式名称是“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战。在战争前期日本国民并不知道飞机正确名称，报纸、广播等在发表战果时，只宣称“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