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过去，

    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

    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

    今天，我去买了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欲盖弥彰，后来挑了副普通平光眼镜，这样它既不招摇，又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过来，默认我为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戴眼镜的人。

    我还买了透明胶，我试着将一只手粘起来，绕上一圈，很久才能撕扯干净。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买衣服这一项，不过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多岁，个子矮小，脸像干黑的橘皮，刚被一位稍有姿色的顾客羞辱。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在行使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便后悔了。这是一种没办法再低眉顺眼的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我待要走，听到她奇怪地唤，叔。她说：“外边一千多的我这里卖几百。一样的货，都在我这里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她说得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我将它扔了。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像条遗憾的狗跟出来。这时路上走来一位干部，穿着笔挺的衬衣西裤，踏着锃亮的皮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她低呼道：“有的，有的。”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一边瞅着我，怕我走掉，一边在纸箱里翻找。果然都凑齐了，只有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拎着东西进了试衣间，换好出来照镜子，见桌上有啫喱水，说：“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