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没有比这好笑的事了。但当发型弄好时，我眼前一亮，都有点认不出道貌岸然的自己了。理发师说要不要刮胡子，我说不要，便结账走人。

    时间尚早，我无所事事，寻到一个台球摊。大上午的，客人稀少，我提出和老板对打，老板斜眼看着我，沉稳地说：“我不怎么会打啊。”而手已经提起杆子。

    “我也不会打。”

    他开球就塌杆，我让重开，他说：“比赛就是比赛，不讲人情。”我说好，提起杆也姿势难看地打起来。第一局是五十元，我不想赢，他也不肯进球，嘴里一再说自己真不会打。我知道他在钓鱼，便顺水推舟连收两局。

    第三局他说行价是翻倍，我说好。他又说：“我可要好好打了。”我说好。他知道我的斗性还没被激发起来，因此仍旧装出一副菜鸟的样子，对每个球都郑重其事地长考，出杆患得患失，但是想进的球都会进。我从冰柜拿了瓶啤酒，咬开喝了，然后闭目养神。其实我很烦，我打台球就是这样，没打时想打，打过三局便兴味索然，对手总是越来越磨蹭。

    他打得没什么打了，做好防守，谄笑道：“承让承让。”

    我走去一看，知他欺我不能解开，便打了个白球反弹，将目标球撞入底袋，然后手起杆落，直打得洞口剩下一枚黑球。他像首级要被割掉，将球杆放到一边。我将白球径直打入空袋，将球权留给他。他说：“兄弟好爽性。”

    我说：“就当请我喝啤酒。”

    他还要找我打免费局，我摇摇头，说：“有句话不知你懂不？虽然你年纪大我很多。”

    “你说。”

    “每次我打球时，心里都会涌出一种不如去死的恶心。”

    “我懂。我比你更懂。”

    他当然比我懂，有什么比一个人经年守着一个台球摊，看着球子成千上万次聚散离合更痛苦的事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说的：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几天之后，囚犯宁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

    午饭吃的是新奥尔良烤翅，这是我的圣餐。每次想吃时，我都会控制住欲望，直到抵挡不住，好似漫天飞着的都是焦黄色、滑腻、多汁的它们，才走进肯德基。吃前，我反复洗手，拿纸巾擦干，然后才像优雅的狮子，长时间撕扯、分解它们，一直到将骨髓吮吸干净。

    今天我吃到它什么味道也没有了，才走掉。

    我买到一把简易剃须刀，戴着帽子回到家属院。哨兵仍然像杨树般笔挺地站着，没有拦阻，这说明他知道帽子下边的人是我。何老头儿正好拉着狗往外走，我感到顺心极了，远远让到一边。那只老狗不时吐着舌头，低头寻觅地上可吃的东西，而老头儿眼神痴呆，打着饱嗝，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捣弄牙齿。我觉得他早死了，什么都死了，只剩躯壳定时听候时钟指令，出去，回来，回来，出去。

    我走进家，锁好门，拉开灯，像一个砌匠站在建好的屋前，想想还有什么漏掉没做的。我想到一个笑话，说有一位虎背熊腰的男子拦停过路车，却只是命令司机手淫，司机迫于淫威，照办。男子又命令再来，如是三番五次，男子才召唤出妹妹：“好了，你可以跟着他去城里了。”

    我闭上眼，想象孔洁在橘黄的灯光下解开长发，褪去丝裙，瑟瑟发抖地蜷缩到床上，在不得不摊开身躯时，嘴唇咬紧，皮肤紧绷，全身一起一伏。而我则像黎明之前要攻克城堡的战士，持枪在雨夜疾行。我渴望到达时身体像烟花一样猛然炸开，又刻意隐忍、延迟，直到这个时刻猝然来临，我以为还有几下，却是再也没有了。我扯过卫生纸，擦黏糊糊的手，情绪极度灰暗，仿佛看到灰暗的分子从地上大片升起，从天空大片降落，仿佛全世界都已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