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

    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

    火车在第一站停靠时，我跟随很多乘客下来，躲进阴影中的花坛，蹲在那里。很久过后，一辆动车驰过，这列火车才开走。小摊小贩推车而去，远处铁门关死，我下到铁轨，像穿行于墨汁朝前走。脚下不时踩到屎，这使我感到屈辱，好在只走上十分钟，便有灯火显现。

    我是急切走去的，就像这地方是我熟悉的，但一靠近，便看见那些路灯、房屋、招牌甚至阴影都长着锋利的刀子，残忍地割我。几个青年停止打台球，一动不动地看着，不清楚我是从黑暗的哪处钻出来的。而旁边坐着的老头儿，则摇着蒲扇，张开没有牙齿的嘴笑（我想即使他们将我杀了，他也会这么赞许地看着）。很快，一群摩的冲来将我围住。他们说着急切的方言，眼神毫不掩饰地露出凶残。我甚至觉得他们都不想等待我的答案。我被一只坐骑带走，听任它东南西北绕上一圈，收走五十元。

    我提着包走进这家叫利民的旅社。它是民居改建的，厅堂摆着香炉。一楼窗户安着铁栏杆，地上很潮，能闻到被窝的馊味儿，我要了二楼的房。他们登记我的假身份证，见我是北京的，有些恭维，但后来当我提出换电视机时，他们便关上门。黑白电视机屏幕上只有一条白线。窗帘是破的。单人床上铺着发黄的床单，枕头黑不溜秋，没有枕套。卫生间有人字拖，其中一只卡带脱落。

    我插好插销，走到窗口，看见孤零零的后院和太空。我一人在此，不知道为什么在此。

    起先几天我不出门，只是下楼吃饭。厨房建在后院，有矮墙围着。有次吃过晚饭，我用石头敲掉几块扎在墙上的碎玻璃，将原本随意支着的木梯架在我的窗口下。我觉得自己心思缜密，但这时毋宁说是无事可干。

    我总是睡觉，睡过分了，就手淫。墙上的派出所通告，已能背诵，合计八十五字，包含三个感叹号。有一次闻到浓烈的死鼠味道，我去寻找，发现卫生间里有一盆洗衣粉泡着的臭袜子。我像高贵动物厌恶自己的粪便，厌恶这自我制造的孤独。我开始极其耐心地编织仅剩的生活。我给地板冲水，用拖把拖，再跪在地上用抹布擦，然后拿出鞋油，细细擦鞋，随后又拉紧抹布，在鞋面扯来扯去，直到它光亮得可以照见影子。

    我感到劳动的愉悦，很快却又泄气了。我听到体内无法抗拒的命令：出去。好像外头有节日永不谢幕，烟花在砰砰作响，好像还有爱情留给冒险家。但当我走进它，所见无非是一块水泥砖重复另一块，一根电线杆重复另一根，一张似曾相识又极其陌生的脸重复另一张，我穿越一条又一条街，不曾逢迎一次车祸、一场打斗，甚至连轻微的吵架也没有。我不便用假身份证也不敢用真身份证进网吧，当老远看见“电影院”三字兴冲冲赶去时，只见着一片废墟，人们在那里卖着十元三样的杂碎。邮亭没有新闻报纸，我买上晒得发黄的《体坛周报》和《旧闻周刊》，回来一字一字地读，读了七小时。

    第二次出去时，希望死得更快，还没走远，我便听到同样无法抗拒的命令：回去。也是在此时，我比谁都懂何老头儿遭受的折磨。他在冬天想念夏天，在夏天想念冬天，出去想回来，回来想出去。但是无论在哪里，世界都是坚壁清野。也因此，这个鳏夫在频繁进出家属院后，给自己定下严苛纪律，使这荒凉的出行与回归也变得有秩序起来。

    我和他，我们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们没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飞机停下来，好甩出绳梯，将我们捞走，带我们去一个充实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点自由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什么奇迹也没发生，我们不得不继续忍受着时间。

    第二次出门我买了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