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全局。

    这时，后排一个戴着墨镜和帽子的女记者举起了手。我伸手示意她提问。

    这个女记者以一种低沉、沙哑的声音说道：“千秋作家，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请问。”我微笑着回答。

    这声音不紧不慢，吐出的每个字却充满了怨毒和愤懑：

    “说真话，对你来说就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