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犟了。”

    “犟？可这有什么奇怪的？”爱梅立刻反驳，“农民不都是这样？大水冲过来还不肯搬迁，死守旧思想非要生男孩儿等等吧，他们本来就保守，或者说犟！”

    郭小峰断然摇了摇头：

    “偏见！爱梅，这是偏见！你说的情况当然有，但那是当他们的视线长久地被迫固定在土地上的时期，才有你说的举动，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又有谁不固执己见？那些整天指责民工破坏市容的小市民们个个都能给城市增光？我看邋里邋遢，当众骂人，随地吐痰的一点儿都不少！可他们不照样坚持指责别人？还有那些所谓的‘精英’，到现在还试图用曾让中国人吃足苦头的儒家思想再次成为所有中国人唯一的精神归宿，行动指导纲领，好像现代人已经蠢得在精神领域再也造不出什么了，非得往回找才行！难道这些人不更保守？我看还就属农民最不保守，这么庞大的民工流就说明他们一点儿也不保守。”

    “所以你就怀疑唐婶儿？”

    “不是怀疑，而是对她的‘犟’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再加上听你说的那些什么伤自尊的话，我就更奇怪了。”

    “为什么？”

    “因为——”郭小峰沉吟了片刻，然后说道，“因为失去工作根本扯不到伤自尊，倒不如说伤元气。也许你会说无缘无故失去工作是不可忍受的，但我的宝贝女儿呀，你要知道这样高层次的痛苦只有那些为印尼海啸流泪，为拯救热带雨林着急，为流浪的猫狗能善终而奋斗，业余休闲是烧烤、登山、攀岩、滑雪等幸福的人们才会感受到的。唐婶儿的人生是怎样的？让我们来想一想：她这个年纪，小时候一定长时间挨过饿；恋爱多半不自由；婚后愿不愿意也必须马上生好几个孩子，如果没有男孩可能要无穷尽地生下去；保不齐还会时不时忍受家庭暴力。等到了城里，不说数十年被那些小市民们看不起的情况——因为你可以不理他们；就说打工，一定是脏和累的那种，而且很可能被拖欠工资；做小生意，准被城管驱逐呵骂甚至殴打过；住——基本上是最差的地方，而且前些年一定有被警察以查暂住证等借口驱赶、罚款、受气的经历。所以我一直觉得在中国，心理素质最稳定最强韧的应该就是民工了。那么，爱梅，你说说这个出来打工十几年还没有疯掉的女人，既不牵扯欠钱、又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的她，自称伤自尊而坚持非要回广进公寓工作，我能不感到奇怪吗？”

    “所以你怀疑了她？”爱梅小声问。

    “所以我想知道真实原因是什么。”郭小峰说，“但结果并没有我善意猜测的原因——比如她被严重羞辱和冤枉了！或者被扣留了抵押金等等情况。事实是没有人说出侮辱她的话，顶多是撵她没有事先通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背地里骂几句，咒骂咒骂孙经理和广进公寓也就够了，她却如此固执坚持要回去？我不得不更倾向孙经理的直觉。”

    “可我原来还一直认为这是他的偏见呢。”爱梅沮丧地小声说。

    郭小峰笑了：

    “偏见？如果你是指习惯的观点和看法，那几乎是人人都难免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老家伙。但那些讨厌常规，万事都要刻意找出新答案新观点的人就没有偏见了吗？我敢说，那同样是偏见！而且我们这种人也许观点僵化，听来不新颖，但不缺常识，有时候结果证明还是对的，事实上孙经理最初的朴素直感几乎都不错。”

    “现在看确实如此。”爱梅嘟囔着承认，带着不甘心的味道。

    郭小峰又笑了笑：

    “所以，为了稳妥，我先告诉孙经理我认为他的怀疑有道理，但嫌疑人未必属于唐婶儿，或者仅有唐婶儿，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还是先让唐婶儿回来，并且郑重交代孙经理不要让唐婶儿知道我们来的事，免得‘打草惊蛇’，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