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干掉她，即使他有必要这么做，那他也不该傻乎乎地在宾馆留下自己那么多痕迹。这一点不合常理。”

    “对，就像汉考克的案子，除了一个涂抹掉的唇吻——那可能是汉考克端起杯子，硬给凶手灌下的，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凶手只得照做了，但她离开之前，还是擦拭了被子。”

    “对，所以我们只找到了口红的成分，而无法复原那个唇印，”赛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口红，摇晃一下，又放进口袋，“我在回来的路上买。接着说，文森特至少不应该傻到连自己留下的痕迹都不处理一下就离开宾馆。也许一个冲动型罪犯会如此疏忽，但计划好的谋杀案不该如此。”

    “不错。还有在凶器上发现的指纹，过于清楚明显了，这和布置在房间里的两处炸弹相矛盾。”

    “嗯，所以，我一开始就怀疑文森特作为凶手成立的可能性，既然不是文森特所为，那么必然有人嫁祸。可这样的嫁祸也有点过于复杂了，另外，在尸体的处理上，也有些不对劲。”

    “这很有意思，说说看。”

    “如果换成你我要嫁祸一个人，会怎么做？”

    “嗯，这倒是个问题，”斯皮德不好意思地笑笑，“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冲动，对某人不满啊什么的。所以呢，尽管不会去实施，但心里会存有些比较邪恶的念头。”

    “说得对。”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我会跟踪调查。”

    “说得更详细一点。”

    “我会跟踪想要陷害的人，弄清楚他和谁的关系最亲密——而且，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最好的下手时机，应该是在他与那个亲密的人，一起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后，干掉被害人，同时，确保在这个时间段里，我要嫁祸的人，缺乏能够证明他不在现场的证人，这样就足够了。”

    “是的，一般人都会这样来思考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本案的被害人，尸体都被处理过——当然，第一被害人不是，可她被丢弃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直到腐烂到无法辨认才被发现。这样的做法，如果文森特是凶手，倒还说得通；但如果是嫁祸，就有些奇怪了，警察局很难辨认出被害人的身份，而且时间拖得太长了，即使这两名被害人都有亲属，他们可能也无法记清，被害人最后是和什么人在一起，准确的时间也不好确认。”

    “对，这是个问题。”

    “因此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既然凶手这么做了，那么必然有他这么做的理由——凶手也许正是要混淆这个时间点。”

    “此话怎讲？”

    “为了便于他自己混入证人队伍。”

    斯皮德因此沉默了，证人队伍……

    “是的，证人队伍。这两名被害人，人际交往完全相反，一个寡然索居；另一个滥交堕落。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两个，第一，没有特别亲近的亲属和朋友，缺乏明确证人；第二，她们都与文森特存在关系。而案件由于汉考克的独断专行，我们不大清楚那个潜在的证人是谁，但回忆一下，当我们初到普利茅斯的第一天，谁来警察局找过汉考克？”

    “雷那德·布莱恩？！”斯皮德为之动容。

    “的确，我们知道的仅有雷那德一个人。不过，当时，我还并没考虑到这些问题，观点形成于见到菲玛太太之后。”

    “嗯，继续说。”

    “你知道，一个人的犯罪理念，以及足迹，往往能在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找到痕迹。比如说，一个施虐杀人者的童年，可能是在被父亲虐待的家庭暴力环境中养成的不健全性格。我曾经注意过一个案件，杀人者大约对五十名以上的杀人案负责。但是很奇怪，在他杀死的五十多人里，只有一名女性，而他还是给她‘来了一个痛快的’，不像其他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