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然后埃克尔斯先生说：“他留下什么话了吗？临终遗言什么的，难道一句也没有吗？”

    他那明亮的，更确切些说，像猪一样的眼睛谨慎地审视着邦奇。埃克尔斯夫人的身子也向前倾着，好像急切地要得到答复。

    “没有。”邦奇平静地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就来到教堂寻求庇护。”

    埃克尔斯夫人用一种疑惑的语气说：“庇护？我想我不是十分……”埃克尔斯先生打断了她的话：“圣所，我亲爱的，”他不耐烦地说，“那才是牧师夫人的意思，它是一种罪——自杀，你知道的。我认为他是想赎罪。”

    “在他临死前他是很想说出一些东西的，”邦奇说，“但他只说了一个‘请’字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埃克尔斯夫人一边抽鼻子一边用手帕将眼睛盖祝“噢，亲爱的，”她说，“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不是吗”“好了好了，帕姆。”她丈夫说道，“别再难过了。这种事情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可怜的威利。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安息了。非常感谢您，哈蒙夫人。我希望我们没有打搅您，我们知道，牧师的妻子一定很忙。”

    他们夫妇两人分别跟邦奇握了手。就在要出门时，他们又突然都转过身来，说：“噢，对了，我想还有一件事情。你们留下了他的大衣是吗？”

    “他的大衣？”邦奇皱了皱眉头。

    埃克尔斯夫人接着说：“您知道，我们想要他的所有东西，出于感伤的缘故。”

    “他有一块手表，一个钱包，在他兜里还有一张火车票。”邦奇说，“我把它们都交给了海斯警佐。”

    “那没关系，”埃克尔斯先生说，“我想，他会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我们。他的私人信件应该在那个钱包里。”

    “钱包里有一张一镑的钞票，”邦奇说，“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有信？没有像那样的东西？”

    邦奇摇了摇头。

    “噢，再一次感谢您，哈蒙夫人。他穿的那件大衣——可能警佐也把它拿走了，对吗？”

    邦奇皱着眉头尽力地回忆着。

    “没有，”她说，“我想没有。让我想想，格里菲斯医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检查伤口。”她大略地环顾了一下房间，“我一定把它和毛巾还有盆一起拿到楼上去了。”

    “现在我想，哈蒙夫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想要他的大衣，您知道，这是他的遗物。我太大对这件衣服相当动感情。”

    “当然可以了，”邦奇说，“要我先让人把它洗一下吗？我恐怕它很——噢——很脏。”

    “噢，不，不，不，那没关系。”

    邦奇皱了皱眉，“现在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上了楼，过了几分钟才回来。

    “真是抱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女佣人一定把它和其他要送去洗的衣服放在一起了。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我到它，在这儿呢，我用牛皮纸给你包起来吧。”

    尽管埃克尔斯夫妇一再推辞，她还是把大衣包了起来。

    然后他们夫妇俩带着千恩万谢再次与邦奇道别，便离开了。

    邦奇慢慢地走过大厅，进了书房。朱利安·哈蒙牧师抬头看了看，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正在准备一场布道，可是老担心在赛鲁士国王的统治下，约旦与波斯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已将他引错了方向。

    “一切都顺利吗，亲爱的？”他满怀希望地问道。

    “朱利安，”邦奇说，“圣堂到底是什么？”

    朱利安·哈蒙愉快地放下了布道的讲稿。

    “噢，”他说，“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寺庙里圣堂指的就是内有神像的内殿，拉丁文的单词祭坛‘ara’也有保护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