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斯毕上尉从银行里走出来，好象刚刚兑换完支票，发现自己存折上的钱比估计的还要多一些，因此满面春风，喜气溢于形色。

    克罗斯毕上尉看上去很自鸣得意，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五短身材，粗壮结实，脸色红润，蓄着很短的带军人风度的小胡子，走起路来有点摇晃，衣着稍许有点惹人注目。他爱听有趣的故事，人们都很喜欢他。他愉快乐观，普普通通，待人和善，尚未结婚，没有什么超凡拔群之处。在东方，象克罗斯毕这样的人很多。

    克罗斯毕上尉正在银行大街上走着，这条街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大多数银行都集中在这里。银行里面阴暗潮湿，而且有一点发霉的气味，到处都是从柜台后面传来的劈劈啪啪的打字的声音。

    在外面，也就是在银行大街上，阳光充足，尘土到处飞扬，各种各样的声音嘈杂可怕：有机动车辆持续不断的喇叭声，各种商贩的叫卖声，还有这一伙那一群的人们激烈争论的声音，他们看起来好象要互相残杀，其实都是要好的朋友。男人们和孩子们用托盘端着东西，在街上穿来穿去，出售甜食、桔子、香蕉、毛巾、梳子、刮脸刀，各种各样的鞋楦以及其他各类商品。这儿还有那一声接着一声永不消逝的清嗓子和吐痰的声音，此外，还有赶着驴、马的人低声抑郁的“驾——驾”的声音，他们在川流不息的机动车辆和行人当中穿来穿去。

    这时，巴格达城已是上午十一点钟了。

    克罗斯毕上尉拦住一个怀中抱着一卷报纸的孩子，买了一份报。他从银行大街拐了个弯儿，来到拉希德大街。这是巴格达的一条主要街道，有四英里长，与底格里斯河平行。

    克罗斯毕上尉粗略看了一下报纸上的标题，便把报纸夹在胳臂下，走了大约二百码，来到了一个小胡同口，然后走进一个庭院。他走到尽头，来到一个门上挂着一块铜牌的房子前面，走进了这间办公室。

    一位身材匀称、年轻的伊拉克职员正在打字，见他进来，便面带微笑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

    “早上好，克罗斯毕上尉，有什么事吗？”

    “达金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吗？好极了，我要马上去找他。”

    他穿过一道门，登上很陡的楼梯，穿过一条肮脏的过道，然后敲了敲最后一个门，里面有人说道，“请进。”

    这是一间屋顶很高、但有点空荡的房间，里面有个煤油炉，上面有个盛着水的盆：还有一个很低的有靠垫的长椅，它前面放着个小茶几；另外，还有一张破旧的大桌子。电灯还开着，窗帘拉得很严，室内看不到阳光。那张破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个其貌不扬的人。那人面露倦容，显得优柔寡断——从他的面孔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这个肚界上没能飞黄腾达、而又看破红尘、再也不愿为此费神的人。

    这两个人——即乐观又自信的克罗斯毕和忧郁惟粹的达金——一相互看了对方一眼。

    达金说：“喂，克罗斯毕，你是不是刚从基尔库克来？”

    克罗斯毕点了点头，小心地随手关上了门。这扇门看来很破旧，油漆涂得也很差劲，但是它有一点出人意料的可取之处，即安装得严丝合缝，门边和底下都没有缝隙。

    实际上，这是扇隔音门。

    门一关上，这两个人的表情稍有变化。克罗斯毕上尉变得不那么逞强和过于自信了。达金先生的肩膀也不那么下垂了，神情也不那么退疑了。如果屋内有人听着他们谈话，会奇怪地发现达金居然是上司。

    “有什么消息吗，先生？”克罗斯毕问道。

    “有。”达金叹了口气。他面前放着一张电报纸，刚才他一直在忙着译电稿。他又译出两个字母，接着说：

    “要在巴格达召开。”

    然后他划了根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