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把电灯关上，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谛听着。她听到有个醉汉大声地吵吵嚷嚷，接着，有个人说道，“我觉得该来找你，老伙计，刚才在外面跟一个家伙吵了一架。”然后是铃声，还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接下去，人声鼎沸，闹腾了一阵。然后，除了远处一个人家的留声机里放着阿拉伯音乐以外，周围相对地安静了下来。等到她觉得过了似乎好几个小时的时候，听到房门轻轻地开了，于是，她在床上坐了起来，打开了床头灯。

    “很好，”达金表示赞同地说。

    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床边，靠在椅背上坐着，仔细地打量着维多利亚，象是内科医生正在给病人做出诊断一般。

    “你准备从头到尾给我讲讲了吧？”维多利亚要求对方说。

    “我看，”达金说，“你先把自己的情况给我说说吧。你在这儿做什么？为什么到巴格达来？”

    究竟是由于当晚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还是由于达金本人身上的某种因素的作用（后来，维多利亚经过考虑、认为是后者的作用），这一次，维多利亚没有就自己在巴格达之事，大事编造富有灵感、似是而非的故事。她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达金。她讲了怎样遇到爱德华，怎样决心到巴格达来，怎样奇迹般地遇到汉密尔顿·柯里普太太，最后，又讲了自己经济上的拮据处境。

    “原来如此，”达金听她讲完以后说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又说话。

    “或许我本人是想让你摆脱这件事情，这一点我还不十分清楚。可是，重要的问题是，你不可能摆脱这件事情了。不论我是否愿意，你已经陷进去了。既然你已经陷进去了，最好还是在我那儿工作吧。”

    “你能给我工作做吗？”维多利亚在床上把身子坐得笔直，由于满怀期望，双颊兴奋得泛出了红晕。

    “有可能吧。不过，不是你所考虑的工作。我要给你的工作是种十分严肃的工作，维多利亚，而且十分危险。”

    “噢，这倒没有关系，”维多利亚兴致勃勃地说。她带着疑惑不解的口气问道，“不会是什么不正当的事情吧？因为，尽管我知道自己编了不少谎话，我可不愿意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达金微微一笑。

    “十分奇怪的是，你具有能很快编出一段令人信服的谎话这种能力，这倒是你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一个条件。我当然不是要你去做不正当的事情。恰恰相反，你是要从事一个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事业。我准备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只是一般地讲讲——这样，你就会完全明白你将做什么工作，也会确切地知道工作中有什么危险。看来，你是个有头脑的姑娘。我估计你对国际政治大概没有怎么考虑过吧，因为，国际政治就象哈姆莱特所明智地指出的那样，‘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

    “我知道大家都在说，迟早会再爆发一场战争，”维多利亚说。

    “对，”达金先生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呢，维多利亚？”

    她紧锁起双眉。“噢，因为俄国——共产党人——美国——”她停住不说了。

    “你知道，”达金说，“这不是你的看法，也不是你的话，是你从报纸上，从闲谈当中，从广播里，看来的，听来的。世界上有两种完全背道而驰的观点支配着不同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人们思想当中有个不怎么确切的概念，即这两种观点分别由‘俄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代表。维多利亚，将来的唯一希望在于维护和平，在于生产，在于建设性的活动，而不是破坏性的活动。所以，一切取决于持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观点的人们，不是双方同意保留不同观点，而各自满足于在有关范围内的活动，就是寻求一个能达成一致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