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以后，我们跳上一辆出租车。

    波洛面容非常严肃。

    “我很担心，黑斯廷斯，”他说，“我很担心。”

    “你不是要说一”我说到这停了下来。

    “我们现在要对付一个已经杀了两次人的家伙——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杀人。他像一只老鼠，扭来扭去，为活命而出击。”

    “他要说的那么重要吗？”我怀疑地问。“他好像不这样认为。”

    “那么他错了。很明显，他要说的东西至关重要。”

    “但是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你说，是他对你讲的。在克莱瑞奇饭店。周围都是人。疯狂——纯粹的疯狂。啊！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保护他，不让别人接近他，直到我听了他要说的。”

    “我没想过——我从未料到——”我结结巴巴地说。

    波洛很快地做了个手势。

    “别责备你自己了——你怎么能知道呢？我——我该知道的。你看，黑斯廷斯。谋杀者像老虎一样又狡猾，又残酷。啊！难道我们永远弄不清吗？”

    我们最终到了。罗斯住在肯辛顿的一个大广场上一幢公寓的二楼。门铃旁边一个小槽里塞着一张硬纸片，上面有住户的姓名。厅堂的门是开着的。一进去便是一个大楼梯。

    “这么容易进来，却看不见人。”波洛上楼梯时，低声说。

    二楼有一个隔开的房间，门上是自动锁。罗斯的名片就插在中间。

    我们停在那。四处一片寂静。

    我推了推门——令我想不到的是，门竟开了。

    我们走了进去。

    里面有一个窄窄的门厅，厅的一边有一扇关着的门，正对着我们的那一边也有一个门，不用说是通向客厅的。

    我们走入客厅。这是一个大的前厅，被隔开了一半。里面家具陈设很便宜，但却很舒适。可是房里空无一人。电话机在一张小桌上。话筒却放在电话机旁。

    波洛迅速地向前走一步，四下打量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不在这儿，来，黑斯廷斯。”

    我们退回门厅，再从另一个门走进去。那是一间餐厅。罗斯就在桌子一旁的一张椅子上。他的上身斜趴在桌上。

    波洛俯身去看他，然后抬起身来，脸色灰白。

    “他死了。刀子是由后脑根上刺进去的。”

    那天下午的经历像一场噩梦，留在我的脑海里，过了好长时间也不能忘却。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

    那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艰难地将我的内疚向波洛倾诉出来。他的反应很快。“不要，不要，不要责备自己。你怎么能猜出来呢？首先，上帝没给你多疑的性格。”

    “他也该猜疑的。”

    “那就不同了。你知道，我一辈子都在寻找凶手。我知道那种杀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强，直到最后”仅为了一件小事——”他停止了说话。

    自从我们那天下午发现那件可怕的事以后，一直沉默不语。案发后，察到了，问公寓里的其他人，有许多的例行公事。在这一切过程中，洛一直保待一种好像与众隔离的态度——沉默得令人奇怪——他的眼中露出一种遥远的、思索的神气。现在，的话突然中断以后，那遥远的、思索的神气又回来了。

    “我们没有时间懊悔，斯廷斯，他安静地说，没有时间说‘假如’——那个死去的可怜的年轻人有话要告诉我们。我们也知道他要说的话非常重要——否则他不会被刺死的。我们必须猜，有一个线索可以指导我们。”

    “巴黎。”我说。

    “是的，巴黎。”他站起身来，始在房里踱来踱去。

    “这案子中不止一次涉及巴黎，是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