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利先生，真的是您吗？”听到近在身边的这个声音，年轻的爱尔兰人吓了一跳。

    他转过身来。

    在轮船公司的柜台前紧靠他站着的，是位留着两大撇小胡子、长了一个鸡蛋脑袋的小个子。

    “也许您不记得我了？”

    “您对自己可不公平，波洛先生。您可是个让人无法轻易忘记的人。”

    他又转身朝等在柜台里的职员说了几句话。

    那近在身边的声音低低地说问：“您要出国度假？”

    “我才不是度假呢。您自己呢，波洛先生？但愿您不是要离开这个国家吧？”

    赫克尔波洛说：“有时候，我也回我的祖国——比利时去小住一下。”

    “我要走得远多了”，赖利说，“我要去美国”，他又说，“而且，我想是不再回来了。”

    “听您这么说真让人遗憾，赖利先生。您就抛下夏洛蒂皇后街的生意不管了？”

    “您如果说是它抛弃了我，那倒更容易说到点子上去。”

    “真的吗？太令人遗憾了。”

    “我倒不在乎。当我想到可以从此把那些债务都扔在脑后不管了，心里可是高兴极了。”

    他笑得很可爱。

    “我才不是那种因为欠债就朝自己开枪的人。把它们统统抛在身后，然后，重新开始。我已经弄到了各种资格，要我自己说还是满不错的。”

    波洛轻轻说道：“前些天我去见过莫利小姐。”

    “这对您是一种愉快吗？在我却不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一脸酸相的女人。我总在想，她喝醉了酒会是什么样——但这谁都不会知道的。”

    波洛问道：“您同意陪审法庭对您的合伙人之死所作的判决吗？”

    “不。”赖利决然地回答。

    “您认为他注射时不会出错吗？”

    赖利说：“要是莫利真象他们讲的那样，给那希腊人注射了那么大的剂量的话，那他不是喝多了酒就是成心要杀死那个人。可我还没见过莫利喝酒呢。”

    “那么您认为他是蓄意杀人了？”

    “别这么说。这可是个严重的指控。说真的，我只是不相信罢了。”

    “那总该有理由吧？”

    “确实该有——可我没想过。”

    波洛问：“您最后一次确切地看到莫利活着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好久没人问我这事了。那该是前一天晚上——大概七点差一刻吧。”

    “出事那天您没见过他？”

    赖利摇摇头。

    “您肯定吗？”波洛追问道。

    “噢，我不敢肯定。我记不起了——”

    “比方说，大约十一点三十五分，他那儿有个病人，这时候您上到他房里去了。”

    “您说得对。我去过。我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要问他，是有关正在洽谈订货的几台器械的。他们给我打电话来了。但我只在那儿呆了一会儿，所以我不记得了。那时他是有个病人。”

    波洛点点头，又说：“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的病人雷克斯先生放弃预约走了。这半小时的空闲您都做什么了？”

    “就象我一旦有空就会做的那样。给自己调上一杯酒。后来的情况我告诉过您了，我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上楼到莫利那儿去了一会儿。”

    波洛说：“我还知道，自打巴恩斯先生离开以后，从十二点半到一点，您都没有病人。顺便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噢！刚过十二点半。”

    “那以后您又做什么了？”

    “跟以前一样。又给自己调了一杯酒！”

    “然后又上楼去找莫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