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来人名字的纸，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给她。

    “您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吗？”他问。

    当她看那张纸的时候，她的两眼睁大了。他马上就看出她显得很吃惊。

    “知道，”她说，“是的，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

    “什么时候？”

    “昨天。他是汤姆第一个妻子的表弟。他刚到英国。他对汤姆的失踪非常关心。他写信来问我得到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并且——并且他向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这以前，您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人吧？”

    她摇了摇头。

    “您听到您丈夫谈起过他没有？”

    “没有。”

    “这样说来，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么表弟。”

    “对，可能不是。但我从未从这方面想过。”她显得很吃惊，“要知道，汤姆的第一个妻子是个外国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儿。从信上看，这个人似乎对曼海姆的女儿和汤姆的一切都很了解。那信写得很得体、正规并且带有外国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诚的。再说，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啊，那是人们应当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杰索普微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以致于连最细微的事我们也会认为具有重大意义。”

    “是的，我想你们会这样的。”她突然颤抖起来，“这就像你们的这个房间一样，坐落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间，就像在梦中一样，您会认为您再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够看出，这可能是有一种幽闭的恐怖作用。”杰索普轻松愉快地说。

    奥利夫·贝特顿抬起一只手来，把披到前额上的头发向后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长期忍受下去，”她说，“老是坐在家里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换换环境。最好是去外国。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记者不断地给你打电话，人们也不老盯着你。现在我总是遇到许多朋友，他们总问我得到什么消息。”她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但这个我已受不了啦。我的医生已经同意。他说，我应当马上到别的地方住三四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拿给您看。”

    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拿出一个信封，把它从桌面上推给杰索普，说：

    “您就会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杰索普把信从信封里取出来，读了一遍。

    “是的。”他说：“是的，我知道了。”

    他把信放回信封里。

    “这样说，我是可以离开了？”两眼紧张地注视着杰索普。

    “当然可以，贝特顿夫人，”他回答。他有点感到吃惊：“为什么不呢？”

    “我还以为您会反对呢？”

    “反对？为什么要反对？这完全是您自己的事。只要您安排得在您外出期间我们得到任何消息时能够和您联系得上就行。”

    “我当然要这样安排。”

    “您想去什么地方？”

    “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一个没有多少英国人的地方。到西班牙或摩洛哥。”

    “这太好了。我认为，这会给您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

    “哦，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她站起来，显得激动而得意洋洋。但紧张不安的情绪仍然明显存在。

    杰索普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并按铃叫传令兵把她送出去。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在最初一会儿，他的脸仍和先前一样毫无表情，但后来慢慢地微笑起来，他拿起电话。

    “我现在就见格莱德尔少校！”他对着话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