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然，因为在当时的几个女孩中，外貌特征最符合“幼女”一词的是我。

    事后，只要一闲下来，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惠美理的尸体，虽然是黑白图像，流到大腿的血却鲜红刺眼，然后惠美理的脸逐渐化作我的脸，这时，我的头开始阵阵作痛。我按住脑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幸亏不是我。真是轻率的想法，也许有人会这么认为。

    其他三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也许有的会表示同情，说“惠美理好可怜”，有的会有负罪感，自责没能救惠美理，可是，我仅仅因为担心自己的处境，就已经筋疲力尽。

    幸亏不是我！但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惠美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心中有明确的答案——五人中只有惠美理已成为大人，所以才会被男人凌辱，最终被杀害。

    那个男人，也就是嫌疑人是在寻找含苞初放的成熟少女。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罪犯仍然没有找到。您回到东京是事发之后第三年吧？我想您已经察觉到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当时的约定。

    事后，镇上的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我内心的恐惧却日益膨胀。虽然我想不起罪犯的长相，说不定罪犯记得我长什么样，下次也许会杀害我或者其他几个孩子。事发以后周围的大人还很在意我们，可是现在都逐渐在淡忘，说不定罪犯在等待只有我们几个孩子活动的时候再次作案。

    我陷入一种错觉，无论在干什么，总感到罪犯无处不在，他从窗户缝里、建筑物背后、汽车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害怕、害怕、害怕，不想被杀害。为此……

    ——我不要成为大人。

    即使有时会感受到某种视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起那件事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也许是我在中学选择加入了文艺类社团中要求最严格的管乐队，整天忙于练习的缘故。

    但是，我的身心均未摆脱那次凶案。意识到这一点，不，应该说被迫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十七岁，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我还没有迎来初潮。即使个头再小，还不来例假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妈妈说，这也许属于个体差异，可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放心吧，于是我去了邻镇的县立医院妇产科。

    高中生出入妇产科需要一定的勇气。一直以来我对例假都持回避的态度，虽然内心隐约明白是什么原因，仍难以想象会因此就不来例假。想到万一患了什么妇科病可不得了，我这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

    镇上也有私立妇产医院，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让镇上的人看到我出入那种地方。平时别说和男孩子交往，就是说话都极少，如果因此招人议论可受不了，所以我没有去镇上的医院。

    检查结果没发现特别的异常，只说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医生问我在学校或家里是否感到有何压力。

    得知精神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不来例假或例假中止，我恍然大悟。成为大人会被杀害，来例假会被杀害——最初是有意识地这样想，渐渐我无意识地给自己的身体施加这种暗示。即使不再想起那件事，内心深处却一直陷于其中无法自拔。

    医院推荐我去做心理咨询，或者定期注射激素，我借口这样的事情要和父母商量，回家后却再没有去过医院。我告诉妈妈没有异常，只是时间有些推迟而已。

    我想，诉讼时效（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犯罪，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到来之前，干脆一直都不来例假更好。

    即使离开小镇，在不知道那次凶案的人群中生活，说不定也会遭遇罪犯。可是，如果身体还没有成为大人，我就会很安全，我想拥有这种安心的感觉。

    渐渐地，比起盼望罪犯被抓，我更希望诉讼时